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有显著影响，而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又不尽相同，本文从多角度不同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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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日益凸显，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群体之间呈较快速度扩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最近几十年里不断上升，并在1994年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0.4，2012年达到了0.474。
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时间序列模型、区域面板模型和二次回归模型，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对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越是欠发达地区，金融规模的提高越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金融效率的提高对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更明显;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茨涅茨倒“U”型关系。
一、引言
探讨收入差距扩大的机理及解决措施，成为政府、学术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一般认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发展、体制变迁、财富累积效应、教育机会不均、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容易被忽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推力，也作用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不同阶段的金融发展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寻求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金融政策，任务迫切且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前金融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后来发现金融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作用。关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1)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呈倒U型关系。在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的模型中，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收益率的差别，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扩大[1];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他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假说相似的结论，即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此之后，不少学者提出了与其相近的观点[2-3]。(2)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的竞争和向更多的民众开放，使低收入者也能通过融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入高收入的现代部门，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4]。(3)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社会精英统治的国家，金融深化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增进了高收入者的福利，而牺牲了低收入者、中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5]。
现有研究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尚论述不一，且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研究还比较零散。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多维分析框架(见图1)，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而综合运用面板模型、VAR模型和二次方模型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数量关系，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性与阶段性特点，并对国外金融发展调节收入分配的有益做法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从已有的实践中寻求金融发展改善收入差距的启示[6-8]。
三、理论模型及假设
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在一国金融部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以及不同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不同，金融发展可能会首先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可以从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中理解这一理论结果(见图2)。
假设城镇与农村有着相同的产出函数y=f(k)，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或费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农村的收入低，农村的储蓄率s3必然要比城镇的储蓄率s1低，而农村的人口出生率n2要比城镇的人口出生率n1高(见图2、3)。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城镇经济体会稳定在e1点，而农村经济体会稳定在e3点。显然，城镇的稳定产出水平y1要比农村的稳定产出水平y3大得多，这样就造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金融发展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由此假设金融发展所带来的高增长使得城镇的储蓄率上升到s2，而农村的储蓄率上升到s4(见图2、3)。增长后稳定产出水平在城镇和农村分别为y2与y4，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由原来的y3-y1缩小为现在的y4-y2，收入差距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得到降低。
由以上的分析，在金融发展所带来的高增长之前，城镇的人均资本达到了k1，农村的资本仅有k3，若考虑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函数关系，并将产出函数分为两个阶段，如图4所示。由于农村的资本低，无法超越b点，所以它即便能超过k1，最终也只能停留在a点，得不到快速增长;但城镇的资本已经超过了k2，得以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就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但是，如果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所带来的高增长能使农村的均衡资本水平也超过k2，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就可以趋于稳定并逐渐减小。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路径概括为：以经济增长为中间变量，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是不相同的。从宏观层面看，金融发展通过减少贫困，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收入分配。从中观层面看，金融发展通过资源配置功能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从而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发展通过自身功能的完善，降低金融门槛，促进实业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多，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一：从宏观影响路径来看，金融发展通过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假设二：从中观影响路径来看，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
假设三：从微观影响路径来看，存在有利于穷人获得金融服务和投资回报的“拐点”，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存在库茨涅茨倒“U”型关系。
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对上述研究假设进行一一实证检验。首先，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指标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检验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宏观传导路径的实践;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分区域检验广东省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中观传导路径的实践，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影响程度差异;最后，运用二次回归模型对金融发展规模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进行检验，从微观层面检验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传导路径的实践。
四、实证分析
(一)宏观路径检验：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VAR模型分析
1.指标选取和平稳性检验
为了考察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本文使用广东省1983—2011年的数据进行检验，所有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选取的指标包括：收入差距指标(INE)=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100，金融相关率(FIR)=(存款+贷款)/(2*GDP)，金融发展效率(FE)=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储蓄存款，金融发展结构(FSR)=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人均实际GDP指标(LRGDP)，为了克服异方差，本文采用RGDP的自然对数形式。
使用单根检验方法对INE、FIR、FE、FSR和LRGDP五个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五个指标都是二阶差分平稳序列。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证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上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可构建VAR模型。
2.VAR模型及结果分析
其中，INEt、FIRt、FEt、FSRt、LRGDPt分别表示城乡收入差距、金融相关率、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人均实际GDP取对数指标。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为3期。
①格兰杰因果检验。对INE和FIR、FE、FSR、LR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见表1)。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相关率指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效率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则存在格兰杰非因果关系;人均实际GDP指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成为人均实际GDP指标的格兰杰原因。
②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建立INE、FIR、FE、FSR、LRGDP的VAR模型，得到以下方程式：
从总体上看，五个方程估计的R2都较高，F检验全部通过，表明模型的整体检验效果较好。
(2)VAR模型分析
①脉冲响应函数。建立INE、FIR、FE、FSR、LRGDP的脉冲响应函数(见图5)。从图5可知，金融相关率、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和人均实际GDP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滞后期均为1期。当在本期给金融相关率一个新息冲击后，在第1期不会对城乡收入产生冲击，在第2期开始产生较低的负向冲击，随后这种负向冲击逐期下降，到第7期开始转为较低的正向冲击;当在本期给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一个新息冲击后，在第2期开始产生一个非常低的正向冲击，随后这种冲击下降，并在第4期后开始产生负向冲击;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和人均实际GDP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效应变化与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基本一致，人均实际GDP指标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冲击更大，且在第10期后仍保持较高的负向冲击水平。
②方差分解。对INE、FIR、FE、FSR、LRGDP进行方差分解，在初始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独立性较强，受其自身惯性影响较为显著，在前两个时期中，城乡收入自身的变化对其的解释分别达到100%和65%;但自身对其的解释能力逐期下降较快，至第10期，城乡收入自身的变化对其的贡献仅为18%。其他四个指标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的滞后期均为1，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强，至第10期后分别达到43%和25%;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和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较弱，至第10期后才仅为7%和6.8%。
由上述实证检验结果可知，在一定时期金融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结构的优化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而金融发展规模扩大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敏感。在所选的4个自变量中，金融相关率指标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解释能力最大，达到40%以上。但相对而言，经济发展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人均实际GDP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滞后期为一年，VAR模型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人均实际GDP增长1个单位，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1.806个单位的扩大，这种扩大效应远高于各金融发展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二)中观路径检验：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
为检验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区域性特点，本部分根据经济发达程度将广东省20个城市(深圳除外)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区域，进行面板模型检验。各区域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依次为经济发达地区(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经济较发达地区(东翼地区，包括：汕头、汕尾、潮州、揭阳);经济欠发达地区(西翼地区，包括：湛江、茂名、阳江);经济不发达地区(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清远、梅州、云浮)。四个区域分别用字母ZSJ、EA、WE、NO表示。
1.指标选择和平稳性检验
考虑到区域数据的可获得性，面板模型不检验金融发展结构的影响，即仅包括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和人均实际GDP三个自变量，时间区间为样本区间为2000—2011年。
通过使用ADF方法对INE、FIR、FE、LRGDP进行平稳性检验，证明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实际GDP、金融相关率和金融效率的面板数据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并对INE、FIR、FE、LRGDP进行Johansen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全省四个片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实际GDP、金融相关率和金融效率的面板数据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变量，协整关系存在，故可建立回归模型。
2.回归模型建立与结果
(1)确定影响形式。对INE、FIR、FE、LRGDP的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区域面板模型的HausmanTes统计量为11.714，p值是0.008，拒绝原假设：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故可以将区域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
(2)确定模型形式。对INE、FIR、FE、LRGDP的进行确定模型方式的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F2>2.84，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3.07，所以也拒绝H1。因此，应采用变系数的形式。
(3)回归结果。为消除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问题的影响，区域面板数据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SUR)来估计方程，可以得到估计方程：
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广东省四个片区中，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这种缩减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如广东的西翼和山区)表现得更明显，即越是欠发达地区，金融规模的扩大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越明显。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广东的珠三角和东翼)，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欠发达地区金融效率的提高对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的“逐利性”，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反而会加速资金向城市和非农化转移，从而会扩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金融发展在促进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三)微观路径检验：基于二次方的回归模型分析
1.指标选择和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城乡收入差距指标、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人均实际GDP指标纳入回归方程，收入差距指标(INE)和人均实际GDP(LRGDP)仍使用上面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标，金融规模指标(LNFS)用金融总资产反映，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使用存贷款规模代替，为消除异方差，对该指标取对数处理。
通过单根检验方法对INE、LNFS和LRGDP三个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证明上述三个指标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并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可构建回归模型。
(一)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方法，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广东实践进行了检验，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金融发展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金融发展规模扩大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较敏感。这与假设一的预期方向一致。二是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越是欠发达地区，金融规模的扩大越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金融效率的提高对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更明显。这与假设二的预期方向一致。三是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茨涅茨倒“U”型关系。就广东的情况来看，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金融发展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当金融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金融继续发展可以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与假设三的预期方向一致。
(二)政策建议
1.推进县域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农村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提升。一是积极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和重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导、带动更多信贷资金、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创造条件让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村镇银行，提升金融服务于县域农村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大力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农村服务网点，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行业竞争程度。稳定地增加商业银行县级区域业务和机构，提高农村地区新吸收存款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比例。
2.提升民生金融服务水平，改善社会贫富差距。一是完善扶贫开发金融服务。积极开展互助式的金融扶贫项目，强化贫困地区群众的互助合作精神。综合运用再贷款、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等多种手段，引导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扶贫。二是大力推广小额担保贷款。发挥财政资金、担保资金对信贷资源的杠杆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发展小额担保贷款，支持贫困群体就业、创业、就学等，增强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
3.加快城乡金融统筹步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银行加大对电子化设备在农村的布点，通过自助存取款机、电话转账、电子银行等电子化工具强化农村地区与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在一些边远金融空白地区，大力拓展助农取款服务，降低农村居民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二是积极培育以城镇为中心的金融增长点。大力开办购建房、购买农机具、大宗耐用消费品等消费性贷款。积极支持城镇成长型企业、产业转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三是以农业产业化为突破口强化金融支农效能。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产业化组织的金融支持。
4.优化区域金融发展结构，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是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推动区域间的金融协调发展。在欠发达地区分别建立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加强与省会区域金融中心的合作。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努力实现错位发展。二是完善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欠发达地区。综合运用包括财政、税收、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手段，重点解决支农金融机构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矛盾;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农业担保体系和农业风险补偿体系，逐步健全农村保障体系，降低农业贷款风险。
5.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一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完善农村土地金融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获得收益的权利。二是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优化民间资本配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将民间借贷纳入国家金融的监管体系，为其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三是加强农村、社区信用体系建设，增强贫困群体以诚信促发展的能力。将农村、社区信用体系建设与推广小额信贷相结合，将个人信用与生产经营、收入增加、实现脱贫致富等内容相结合，促使贫困群体依靠诚信努力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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