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经济学研究》经济师职称发表，创刊于1986年，其原名为《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更名为《广州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因本校升本而更名为《广东金融学院学报》;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新出审字(2012)657号)，从2013年起更名为《金融经济学研究》。
本文借鉴Antràs和Helpman模型，构建一个南—北两阶段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随着汇率冲击方向的不同，跨国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规律;当汇率趋向贬值，汇率冲击国的外包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承接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则相应扩张;当汇率趋向升值，国际合作将可能陆续转移到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但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外商直接投资转移”。从汇率冲击国看，汇率波动(考虑方向和幅度)对跨国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a.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区位决策排序发生根本性转变。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改变的程度越大;b.在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而原决策转换排序保持不变。
一、引 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论文下载。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此时的决策阀值点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后置(一体化)。由于篇幅所限，相应图形表述省略。
三、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E.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Testable and Untestab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 [R].NBER Working Paper，2005.
[2] 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 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 Vesus FDI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4] Bernard， A.B.，Redding，S.J.，Schott，P.K.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7，(74)：31-66.
[5] Antràs，P.Firms，Contract and Trade Structur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 Antràs，P.，Helpman，E.Global Sourc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552-580.
[7] Acemoglu， 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3)：916-944.
[8] 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 [M].Americ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9] 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 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 [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 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 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 [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 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 [J].国际经济评论，2007，(1).
[14] 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15] 田文，刘厚俊.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J].经济学动态，2006，(5).
[16] 康书隆.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