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及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债务危机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对其自身实力构成实质性威胁。不仅如此，美国正试图将自身的债务危机转变为其他国家的“美元陷阱”。中国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需要谨防美债转嫁的风险，慎重作出相应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美元,美元陷阱,人民币,政策选择,经济类核心期刊范式
为了确保美元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当美国发现美元面临或可能面临其他货币竞争时，它会设法打击其直接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并竭力阻止其他区域的货币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美国对其竞争对手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主导形成IMF和其他国际金融行为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对“操纵汇率”的界定，迫使别国货币升值;扶植别国政治代理人和经济学界的专家，鼓吹其主张的合理性，等等。由此，一面转移其国内经济矛盾，一面打击其竞争对手。经济类核心期刊范式《时代金融》创刊于1980年，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主管、时代金融杂志社主办的优秀经济类期刊。国际刊号：ISSN1672-8661;国内刊号：cn53-1195/F，邮发代号：64-70。
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一、美国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动方案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打压其他货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利用与打压相结合的政策，遭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不满。戴高乐曾强烈谴责，美元不是公正的国际交易媒介，而只是为美国服务的信贷工具;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而可以不必进行调整。20世纪60年代，法美两国分别动用了安全、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进行了货币对抗。法国试图削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霸权，而美国不做任何实质性妥协，将维持美元霸权作为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美国通过政治、外交和贸易手段，强压人民币按其要求和标准升值，以减轻自身经济压力的思路一直没有改变。美国财长盖特纳曾表示：中国货币币值“无论如何衡量都遭低估”;“全球经济要想更为稳健就需抑制中国等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并减少美国等进口国的贸易赤字。”由这一表态看来，美国的思路是始终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将世界的经济利益与自身经济稳定相挂钩，通过这样一种利益捆绑策略来维持美元的战略地位，反映出赤裸裸的经济霸权思维。实际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强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的出口产业，对全世界的经济复苏有着重要帮助;有分析人士早已指出中国经济在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作用，而世界非常需要继续这一趋势……因此，打压人民币汇率不仅是对中国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牺牲世界经济总体利益为代价的。
(二)通过贸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赢得财富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三) 虚置美元的币值基础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四)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打压别国经济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衍生产品供给国，并使之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机构投资者与个人理财投资菜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手段打压其他货币，一般不通过政府活动进行，而是借助其所主导的市场规则和金融概念，由美国的资本家和金融精英着手打击他国货币和金融体系而谋利。其中，借助信用杠杆的各种金融衍生品已经成为必备的工具。
在1985年美国对日本经济所采取的压迫日元升值之行动中，美国针对日本推出日经股指认沽期权和日经指数认沽权证，对日经指数带来强大的卖空压力，对日本经济施以沉重打击。日本经济泡沫迅速破灭，不能再对美国霸主地位构成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拖垮泰铢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货币的是股指期货，同时沽空货币、股指并抛售股票成为一套小型经济体系难以抵御的组合拳，而政府大幅提升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并人市吸纳股票的行为，则受到外界铺天盖地的指责，称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此外，在金融大鳄们狙击其他国家的货币体系时，也都可以看见类似的信用杠杆的身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大幅贬值，使国际投资者损失巨大。很多国家不得不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以防止国内金融业受到太大冲击。在全球货币市场资金冻结的情况下，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公开市场纷纷买进美元，以应对流动性危机，美国则借机发行了更多美元。
信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品之所以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经济话语体系和“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的定义，撤除了其他国家最重要的防御手段体系。二是牙买加体系下外汇制度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国际炒家的资金量只要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利用一个循环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其循环机理为：通过热钱自由涌入推动目标国汇率上升，压抑其出口并促使本币投放量增大，提高其股市、楼市和必需品价格，从而提高表面的短期收益;进一步吸引热钱，不断做大经济泡沫;预备做空手段，在适当的时候使经济泡沫破裂而大大获益，再在低位廉价吸纳目标国资产而获得双重暴利。金融杠杆在此起到强化做空机制的作用，将国际炒家的资本迅速放大到具有可以和一个小型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抗衡的能力，借助强势的美元资本而达到洗空一国货币的目的。
(五)通过多重手段消化外国美元储备
美元外汇的持有者在美国进行高效投资的范围非常有限。高新技术和能源等利润最高、增长最稳定、具有战略地位的行业始终为美国金融界把持，美国金融家们从中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外国投资者几乎无法涉足其中，而只能购买回报相对较低的资产、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在这样的投资选择中，外国投资者要么面对较低的资产回报率，而有效的回报可能被通货膨胀和美元增发的影响迅速抵消，从而没有实际收益;要么面对较高的投资风险，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和各种概念经济，随时有可能令投资者血本无归;即使是美国国债，也面临技术性违约的风险。目前美国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大规模消化美元储备的典型渠道是美国国债。就体量和流动性而言，市场上缺乏可以替代美国国债的选项。在一进一出之间，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就被降低了不少，所能套走的美元亦非常有限。
不仅如此，美元长期的贬值趋势，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外美元资产的实际份额，从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外美元储备的压力。由于其他国家实施的常常也是紧盯美元汇率的政策，防止其货币被动升值而压制出口，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才没有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但在一升一降之间，美元又可以通过单方面优势获取巨额利益。美国分别利用升值与贬值周期的单方面优势，购买自由市场国家的资产获利。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既存在升值的期间，也有贬值的阶段。美元升值时，美国大笔购进顺差国的货币;而顺差国往往购买美元资产，美元贬值时，目标国资产价值下降，这就给了以美元购买这些资产的良机。但是反过来，由于顺差国经济力量不足，加上美国的投资审查限制和金融门槛等，这些国家无法反过来对美国采取相应的措施，美国得以借助其经济实力不断盈利，从而维持其对其他货币体系的优势。
(六)政府与评级机构的微妙关系维护美元霸权
包括标普在内的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社会处于垄断地位，其评级方法与分析体系都不为外界所知。它们以“独立”的身份与美国政府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实际上成为美国经济话语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难以在评级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对欧洲下手的同时，对日本也有所动作。8月24日，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宣布将日本国债评级从AA2级下调一档至AA3级。这是九年来首次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使人们对日本国债的风险评估变得严峻。这不仅与标普相呼应试图表明其评级行为的中立性，也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催高避险品价格的作用，而为掌握高风险金融衍生品和大量硬通货的金融资产在乱局中获利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客观上保证了美元能够借助信用评价工具直接或间接调节其实际价值和汇率。
取得外国优质资产是获得回报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方式还是通过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只要我们能够将外汇转化为外国的优质资产，就将大大提升我们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实惠。中国应设法加大对外投资，增购优质国际资产。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后，海外投资额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过去数年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更是呈现“井喷式发展”，由2004年的55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590亿美元。然而，分析对外投资的结构，可以发现还是存在某些忧虑的。从2008年到2009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急剧转弯，其中最突出的大项变化是：采矿业由58亿多美元猛增到133亿多美元，增长172%;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由217亿多美元下降至204亿多美元，下跌近5.8%;批发和零售业由65亿多美元下跌至61亿多美元，下跌5.8%。一些小项出现大幅调整，农林牧副渔业增长接近一倍，建筑业下降接近一半，房地产业增长将近三倍，科技和地质勘察增长四倍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则剧烈收缩至原来的3%。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正处于较强的调整期。但近期趋势还是值得肯定的，包括矿产、能源、制造业和高科技等优质资产正日益进入美元储备的投资范围。由于这类产业受到严格的产业政策保护、环境规制或民意高度敏感，要在投资方面作进一步突破还得付出很大努力。
(七)推进亚洲金融合作，建立和完善离岸美元市场
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受投资范围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有评论称，“只要中国继续通过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补贴出口，它就注定会累积更多的贸易顺差、吸纳更多的美元。此外，鉴于中国难以获得大笔美元股权投资的机会，除了在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债券市场上购买美国政府打的'白条'以外，其实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新近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离岸美元市场，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权战略的牟利循环。这可以使得中国、日本等巨额美元储备持有国获得一个消化美元储备的渠道，减轻维持汇率稳定的压力。
(八)积极谋求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促成世界通货适度硬化
从根本的制度面来看，我们需要促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导致IMF等机构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世界均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较为平衡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举步维艰。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货币”的SDR，也还没有一套良好的国际清算服务，和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渠道仍较狭窄。最重要的是，SDR没有较“硬”的币值基础。它不像黄金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美元那样以一国经济实力为后盾;它和欧洲货币单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发行有25%的黄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国货币做准备。它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不能作为最后的国际支付手段，很难指望各会员国完全用它保持国际储备。它能加强各国应付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各国对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对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全球货币体系缺乏稳固的币值基础之际，为避免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各自为战的重商主义策略，陷于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我们应当尽可能积极谋求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并硬化SDR等潜在世界货币的币值基础，使其成为在控制力方面更为均衡的新型国际货币锚，防范美元币值基础削弱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也给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增加一个可选择的依托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