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超过60岁的人口占比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时，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占比将超过1/3,由养老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井喷式爆发，如何应对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值得深思。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老龄化不可逆转。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有2.2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6.1%;有1.43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5%。我国的老龄人口比例达到国际通行标准的1.5倍。IMF基于1.8的总和生育率推演了中国1950～205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预测到2050年时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将超过1/3。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22,远低于1.8的假设值，也就是说，我国老年化的进程必然比预测结果更加迅猛、更为严重，基本已经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老龄化趋势。
(二)少子化雪上加霜。
在这里引入总和生育率的概念，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在育龄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研究显示，总和生育率大于等于2.1时才能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我国1.2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远不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从1980年开始，我国0～14岁人口数就开始大幅减少，从1982年的34?156万降低到2005年的26?543万，23年下降了22.3%,到2010年0～14岁人口占比已经下降到16.60%。少子化可以认为是老龄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计划生育背景下如此突出的少子现象进一步加重、加速了老龄化的发展。
(三)养老账户入不敷出。
根据恒大研究院2020年1月5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报告2019》,我国2018年度社保基金结余11?622亿元，但如果扣除财政补贴金额，实际余额为负6?033亿元，已经是连续第六年为负数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约占社保基金的七成左右，2018年实际盈余为负4?504亿元，同样透支严重。到2050年，老年人口增加到总人口的1/3时，平均1个年轻人负责1个老人的退休金，养老金账户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四)养老资源严重不足。
2016年全国养老机构超过10万家，养老床位680万张，每百名老人仅可配备3张床位，明显低于“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国际标准数据。绝对数量的缺乏已经让资源紧张，而资源的错配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我国对于养老机构的需求主要在城市，很多农村偏远地区的床位长期空置，而城市养老院却一床难求。更有甚者，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老人对于养老院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目前整个养老行业的发展从体量到质量，都无法达到要求，资源不足已经成为日益尖锐的矛盾。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中国人的消费习惯，除去抚养子女的消费外，个人消费率实际上是随着生活压力的减小而加大的，也就是年轻的时候收入相对少、生活压力相对大，消费欲望强但消费能力有限;而老年阶段一般有了一定的储蓄，且没有医疗养老以外的消费需求，大量的消费被释放到医疗保险、老年文娱等个人消费上，社会的整体消费率上升。由于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重心将逐步转向医疗器械、养老服务等。例如，轮椅、拐杖、保健品，看护服务、家政服务等产品和行业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同时，由于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低，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变得相对困难，比如日本，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助听器的消费需求出现了大幅上升，而对于智能手机的需求则明显下降。
(二)对保险体系的影响。
一方面在退休年龄不变的前提下，平均寿命的延长叠加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等同于更多的人同时领取养老金、且领取时间更长，更少的人缴纳养老保险。入口减少，支出增大，养老保险账户已经严重透支。另一方面，老年人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其就医的频率、产生的费用、对资源的消耗都远高于年轻人，“年龄更大的人越来越多”,对医疗体系保险体系同样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一是对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要求更高，需要更广的覆盖、更全面的覆盖、更深度便捷的覆盖;二是由于医疗保险绝对数量的需求大，各地的收支不平衡，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对保险基金池的运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对政府财政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资源、医疗供给明显不足，老年群体的需求无法满足，导致政府必须通过补贴、减税等财政手段支持相关产业、行业发展。同时，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多，政府的福利支出不得不随之增加，比如日本老年人的福利支出约占GDP总量的6%,美国约占5%。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预算更为紧张。而在我国，则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金赤字。养老保险本身就有“用这一代人交的钱供养上一代人”的意味，其赤字加重了当代年轻人的焦虑：担心到了自己退休的时候，政府没钱发放，进而开始有人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又加重了财政压力，进入恶性循环。
(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冲抵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而对于资本积累相对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则很难通过技术和资本来替代劳动力。也就是说，同样程度的老龄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面影响更大。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力短缺必将迫使企业对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进行升级。2014年，研究人员加入老龄化率以后建模RCK进行计算，得出结论，认为老龄化虽然不可避免，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正在逐步被对冲平衡，影响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大。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一)鼓励生育。
从青壮年社会到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用了100年，而我国只用了40年，究其原因，计划生育影响极大。1990年之前，实行的是一胎制度，也就是狭义的计划生育，而2011年，单独二胎政策被提出，到了2015年后，则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年轻人不足，根本原因则是生育率低。因此，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是不得不提的根本性对策之一。根据国务院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2020年总和生育率需要提高到1.8。值得强调的是，单纯开放政策是远远不足以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的，相关的费用减免、补贴政策必须加速跟进，否则子女抚养和赡养老人的双重压力会造成阻碍生育的隐形门槛，难以跨越。
(二)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年龄，可以认为是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见效最快的办法。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我国男性60岁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女性则55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远早于国际平均退休年龄。同时，我国的人均寿命预期，男性为74.3、女性为77.3岁(2018),在国际处于中游水准，高于俄罗斯、印度等国，但低于英法美德日等发达国家。两相权衡，我国有延迟退休的条件和必要。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如何延迟?如何实施?还需要有更加具体、细化、贴地气的实施办法，以逐步延迟退休时间，并动态调整退休年龄。
(三)产业调整。
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已超过1亿，但对应的养老产业发展却呈现出明显滞后，养老产业正面临着巨大的供给短缺。为了满足如此高占比老年人的消费和生活需求，政府有必要研究制定利好措施来推动养老行业的发展。在2018年3月，我国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的举措之一，但这远远不够。此外，还应有更为务实、直接的举措，如积极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辅助的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互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养老模式;适当发展公共福利设施，布局小而密的健康护理、家政服务、文体活动网点，以弥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养老功能不足，更好地服务和帮助困难老人。
(四)基金运作。
考虑国有资产运作的固有顽疾，笔者极力建议引入基金管理市场竞争机制，借力、借智专业的投资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投资业务来维持和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价值。既能降低基金管理的成本，还有利于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提高养老金收益率。但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还应注意规避私人化管理，也就是尽量避免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运营权利交给私人部门，以避免垄断、影响公平效率等问题，不利于推动社保制度改革，甚至可能造成改革失败。
(五)推动商险。
养老金的构成体系大致可拆分为三大块，也就是俗称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国家帮你养老，第二支柱雇主帮你养老，第三支柱自己给自己养老。在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三大支柱的比例大约是1∶6∶3,而在我国，这一比例则是8∶2∶0。推动商业保险，也就是要着力推动提高第二、三支柱的比例。对标发达国家，这一手段是可行且有效的，尤其是有一部分商业养老保险是“活多久、领多久”。不管你的本金是不是花完了，只要人活着，就可以继续领下去，只要不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就能很好的解决后顾之忧。
四、结语
尽管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但相关的制度也在持续更新、变化和迭代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都在持续提高，养老保障体系也将会更加健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可以应对这场席卷全球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马红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的效应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 2016
[2]侯立平.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3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对策》来源：《产业与科技论坛》，作者：李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