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并利用直接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效应，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直接效应比较显著，且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此，我国应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拓宽中介效应渠道，以助力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能够科学合理地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调整的新方向，从而助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经济测算
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在国外，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主要采用相同值法测算数字经济的贡献度和增加值，Porat从增加值的视角测算数字经济，新西兰统计局(States NZ)主要采用OCED模式测算新西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康铁祥(2002)利用投入产出表对数字产业部门和非数字产业部门的数字辅助活动产生的增加值进行了测算，许宪春、张美慧(2019)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历程，通过分析数字经济规模和数字产品，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论研究机构还是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都不尽相同，导致测算结果也不尽一致。
(二)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关系
对于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有的学者是从数字产业化的角度进行的。Heo&Lee(2019)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朱春红(2005)研究认为，信息通信产业通过对一、二、三产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扩散效应以及联动效应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崔艺熊晓轶副教授(河北金融学院河北保定071000)内容摘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并利用直接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效应，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直接效应比较显著，且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此，我国应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拓宽中介效应渠道，以助力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直接效应模型中图分类号：F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397(2021)21-0176-04文章著录格式：崔艺，熊晓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21)：176-179时通信信息产业对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还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和感应度;王宏伟(2009)认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齐亚伟、张荣真(2015)认为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效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显著的同方向变动。但是，郭美晨(2019)认为数字产业化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从产业数字化角度而言，产业数字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催化剂，制造业数字化能推动制造业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逐渐发展成主导产业，增加了产业的附加值，实现了产业升级;产业数字化能有效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以及产品的使用价值，最终实现产业高级化。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角度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赋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促使其向高技术含量的绿色环保产业转型，赋能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因此，数字经济能有效破解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起到强链、补链、扩链作用，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实现智能化发展，实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现有的文献中多集中研究数字经济或产业结构升级的某一方面，较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且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并且已有文献很少涉及数字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两个层面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算，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通过软件Stata15.1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是否通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两个中介变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历程表明，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促使技术进步，新型技术产业比传统产业能产生更多的附加值，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产生技术外溢正外部效应，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传统生产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力趋于减弱。信息技术背景下产生的数字经济，数据成为主要生产要素，相比传统生产要素具有可复制性、大容量性特征，有效克服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缺陷，是低成本的清洁生产要素。虽然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固定成本投资比较大，但是一旦投入使用，其边际使用成本将会趋于零。因此，提出假设如下：H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被应用到不同产业中快速产业化，促使传统产业生产模式转变为科技创新带动型模式形成新的产业链，数据的可复制性和低成本的共享性使不同区域的创新主体在互联网时代能频繁地实时交流，更扩大了科技创新的共享范围，为技术创新带来了正外部效应。技术创新促使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被高效的新技术、智能模式所替代，使传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实现了新旧产业的更替。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催生了新一代商业模式，进而产生了新的产业，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社会福利的损失，最大化地激发了商业活力，增加了商业利润。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能够被快速高效复制并迅速、广泛应用形成新业态，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因此，提出假设如下：H2：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中的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化驱动产生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促使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更加智能化，更加凸显知识密集型特点，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变革。数字技术人才通过研发工业软件破解了传统制造技术的约束，数字经济发展对技术型人才需求量更大，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促使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加快各种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因此，提出假设如下：H3：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一)模型构建
第一，直接效应模型。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如下：(1)其中，ISt表示t年我国的产业结构，INTt表示t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tj表示j个控制变量，ft为个体固定效应，εt为随机扰动项。第二，中介效应模型。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能否通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其中，M代表科技创新水平(TE)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HR)这两个中介变量。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测度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干春晖等，2011)，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TIS)主要采用动态判别法，公式如下：其中，θj为以三次产业GDP比重构成的三维向量X0=(X1，0，X2，0，X3，0)与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采用泰尔指数(TL)反映，公式如下：其中，TL的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Yj表示j产业的产值，Lj表示j产业的劳动力人数。解释变量。借鉴中国通信研究院的经验，利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指标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INT)，公式如下：其中，ω1和ω2分别表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贡献度的权重，本研究认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贡献度是同等重要的，所以ω1=ω2=12。本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信息经济研究报告》。中介变量。本文采用每年的专利授权数量衡量我国科技创新水平(TE)，采用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我国人力资本积累(HR)，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控制变量。本文主要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PGDF)、政府干预程度(GOV)和对外开放水平(OPEN)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PGDF)采用当年人均GDP衡量，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当年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采用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GDP比重衡量，采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直接效应检验
运用Stata15.1软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呈现出显著性，证明假设1成立。数字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业附加值，促使生产模式更加优化，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的新型产业转型，加快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三元空间性”、生态性和共享性，以新资源要素进入产业中，使产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并催生新的产业，从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表1可知，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表明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需求水平也越高。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这两个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不是很显著，主要是因为政府在每个时期的既定经济目标下，会有选择地干预市场资源的配置，降低了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降低，而外资企业对我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和高新技术的产业端以及研发中心一般都放在投资国本国，所以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Stata15.1软件，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中的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数据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β2>0，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3)列和第(4)列引入了变量科技创新(TE)，第(5)列和第(6)列引入了变量人力资本积累(HR)，科技创新(TE)和人力资本积累(HR)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β4>0，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引入中介变量科技创新(TE)之后，数字经济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由原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表明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结构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引入中介变量人力资本积累(HR)进行回归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系数β3仍旧为正，但是数值有所减小，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推动作用。引入中介变量科技创新(TE)之后，数字经济发展能正向作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不显著，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引入中介变量人力资本积累(HR)之后，人力资本积累(HR)作为中介媒介，数字经济并不能显著地作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虽然能直接显著地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难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信息快速传播、共享，能有效升级传统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集聚大量的高技术、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本积累又进一步带来高新技术的应用，因此对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更有效，但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是不显著的。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媒介，因此本文假设H2和假设H3成立。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提出假设，构建了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假设的真伪。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的中介传导作用也比较显著，但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传导作用只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显著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传导作用并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夯实推进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的载体，其本质具有基础性、外部性、公共性、系统性、长周期性和规模经济性属性，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应从战略层面科学部署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全方位统筹新型数字经济建设，积极参与国际化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快速发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库，推进国家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其次，对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国布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规避区域性不平衡的数字鸿沟。二是加强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数字产业化是促使产业增量形成新业态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时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基础保障，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着先导性作用。但是，若要确保数字产业化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就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领域前沿的核心技术，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大力建设数字经济实验室和中试基地，有效解决数字经济产业化中的技术难题，起到强链、补链的作用。三是拓宽数字经济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渠道。扩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利用大数据的共享性、可复制性不断增强微观主体的内在联系，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共享性，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充分发挥数据经济无空间限制的优势，跨区域高效集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资源要素高效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来源：《商业经济研究》，作者:崔艺 熊晓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