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支不均衡的状态，这种状态波及的范围是全球性的，仅仅局部的调整和改革是不足以扭转全球局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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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
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
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没有国际贸易,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二、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
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