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开辟了新航路，为洲际贸易创造了便利条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革命。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在各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现实状况，产生了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用以代表当时的国家利益并指导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与之对应的贸易政策就是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这两种政策既在西方某一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交替出现，也会在同一时期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中，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国际贸易的认识和利益诉求。
一、重商主义
15世纪末，随着英国生产力的提高，工商业发展壮大，城镇兴起，圈地运动给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地主带来了大量资本原始积累。经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具有近代性质的英国主权国家形成，而维持巨额财政支出的最好办法就是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于是英国通过制定经济政策或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为工商业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和商业的结盟使重商主义应运而生。[1]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有关国际贸易的思想。重商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来实现对外贸易顺差，他们建议实施奖出限入的政策，通过关税、进口限额、出口补贴等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重商主义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伦敦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网的中心，带动了英国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工业革命。英国凭借其“世界工厂”的地位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
二、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美德的保护主义政策
重商主义的兴盛可谓是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18世纪初，英国处于经济快速上升的阶段，“众人将眼光放到了利益身上，导致社会存在较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道德价值观的丧失制约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再加上新贵族政权与之斗争和束缚，更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沦为贪婪、自私。”[2]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国家昌盛，同时也看到了由于财富和利益的追求而造成社会道德和情感的沦丧。他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观点，认为其侵犯了个人进行自由贸易并从自由交换中获利的权利，国家通过自由贸易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正和博弈，每个国家都能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进行自由贸易而获益。这一观点明确了具有不同优势的国家间分工和交换的合理性，但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不具备绝对优势时如何进行贸易的问题。基于此，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与税收原理》一书中，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相对另一个国家更有效率，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不设障碍地进行贸易即有利可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先进之处在于，它给出的贸易条件更加宽松，能够将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问题合理化。
20世纪30年代，在李嘉图模型的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博尔蒂尔·俄林引用其老师赫克歇尔的主要论点，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以各个国家拥有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来解释国际贸易，从新的角度说明了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最终形成。
要素禀赋理论提高了各国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各国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参与国际分工具有借鉴意义。但这一理论存在众多假定条件，其假设各国生产技术相同、完全竞争(排除垄断)、自由贸易(不存在贸易壁垒，没有政府干预)、要素同质、规模报酬不变，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0世纪50年代，里昂惕夫提出一些贸易实践的结果与要素禀赋理论相悖，美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但它却在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反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这一悖论,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有的学者放宽了假设条件;也有学者改变了研究方法。[4]虽然对悖论的解释众说纷纭，但这一悖论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复杂性。
在英国极力提倡自由贸易政策，坐享作为农业世界唯一的工业中心带来的种种好处时，美、德等国家的工业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一个国家在某些行业的生产成本可能高于已工业化国家的老牌同行，尽管这些行业没有内在的成本劣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的厂商能够通过“边做边学”来降低制作成本。面对来自这些生产商的竞争，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的“新生”产业将无法生存。[3]1791年，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的政策，建议采用关税等手段对新兴产业加以保护。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李斯特又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进行了系统发展。
幼稚产业保护论具有正当性，它表达的是产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合理诉求，对工业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这一理论具体实施起来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对幼稚产业难以选择，保护程度难以界定，可能导致产业的无效率，遭到其他国家报复等。
三、大萧条时期的超保护贸易政策
1929-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许多国家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转而由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在此情境下，凯恩斯改变了立场，开始推崇重商主义，认为扩大贸易顺差可以扩大需求，进而保持经济繁荣，挽救失业。
超贸易保护理论在保护对象、目标和手段上都超出了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保护对象从幼稚工业扩大到了国内高度发达或出现衰落的工业，保护手段从一般的关税壁垒扩大到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目标也变成了巩固和加强国内外市场上垄断企业的垄断能力。[5]这种贸易政策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但它从根本上讲是不正当的，不利于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实际上也导致了本国贸易福利的损失。
四、经济危机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新贸易理论
美国率先实行的超保护贸易政策引发了关税战，世界贸易量急剧下降。罗斯福上台后放弃了保护主义政策，并于1934年出台了《互惠贸易协定法》，转向自由贸易政策。而随之而来的二战又使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将世界分裂为两个市场，世界经济中心已转移至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间掀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以苏联为首的计划经济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6]。
美国架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倡导自由贸易，重建国际经济秩序。1947年美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对西欧各国实施经济援助，助其加快恢复生产力以防止革命的爆发，也借此打开了西欧的门户，控制其经济命脉。同年，美国还联合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签署了《1947年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组织多边谈判，制定贸易规则，以降低贸易壁垒。GATT运行后，关税壁垒得到了有效遏制，多边贸易体制逐渐发展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贸易秩序井然，地区性贸易也更加活跃，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加大。已有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一国同时出口和进口同种产品的现象，催生了一系列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主要针对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所构建的模型基于消费者偏好多样化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源于比较优势，还来源于规模经济。
五、新贸易保护主义与公平贸易政策
20世纪70年代初，战争对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逐渐消失，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日益凸显，国民经济陷入滞涨。与此同时，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与美国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在1971年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其后又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石油危机[7]，国际优势地位有所下降。美国出台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掀起了“公平贸易”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等多种非关税措施，保护的对象也扩大到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环境、就业、服务等社会生活领域的诸多方面[8]。
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的核心是，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贸易伙伴开放给美国同等待遇，如果其他贸易伙伴损害了美国进出口商的利益，美国将要求对方修改贸易政策或提供补偿，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美国会采取必要的手段。
六、公平贸易政策的深化——战略性贸易政策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问题仍然严峻，对外贸易赤字上涨的速度不断加快，对内失业率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9]。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沿用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前提构建了新的模型，提出了战略性贸易理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扶持半导体、计算机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这是一种前瞻性策略，为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获得或保持比较优势。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公平贸易政策的更进一步。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不仅大量使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行政救济措施，还在环境、劳工标准、技术标准、动植物卫生检疫等方面提出了更多规则，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断遭受批评和质疑。
七、新时期的贸易环境和理论政策
20世纪90年代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发展中国家力量增强，全球化进程加速。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下，跨国公司数量激增，跨国公司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新新贸易理论由此产生，经济学家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开始研究产业内甚至是企业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与新贸易理论不同的是，新新贸易理论从微观角度出发，假设企业是异质的，企业内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成本等不同，进而国际化路径和决策不同[10]。
1995年WTO成立，随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便开始推动涉及领域更广，标准更高的一系列贸易规则，以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从上述政策和理论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当国际贸易形势出现新问题，贸易理论也随之改进。而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既有分歧，也存在共识，即贸易是有利的，实施何种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能否为本国争取到更多利益。一国通过推动自由贸易来获取更多利益，而实施保护政策能够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占据更大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李新宽英国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5.
[2]顾涵硕浅谈亚当斯密的古典自主义社会福利思想[J].青春岁月,2016(11):203.
[3]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for Protection[J]. Margin:The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2011,5(1).
《浅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的历史沿革》来源：《对外经贸》，作者：迟焱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