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也在飞速发展，尤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是国际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本文主要研究国内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
《国际贸易问题》月刊，创刊于197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CSSCI来源期刊(在73本经济类期刊中排名第21位)，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贸易经济类(36本期刊)排名第一(影响因子1.327)，是我国国际贸易领域专业期刊顶尖期刊之一。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国家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算，得出中国企业10年间15个产业的出口贸易增加值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规模、外商投资、能源利用、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我国出口产品国内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统计显著性上看，内部研发投入是影响我国出口产品贸易增加值率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因素。从系数上看，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对出口贸易增加值率均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和能源利用对出口产品国内贸易增加值率产生负向影响。
企业的生产分割出现碎片化，垂直专业化和中间品贸易的产生使得传统的总量贸易统计法弊端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使得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应运而生。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演进可以追溯到出口垂直专业化程度这一概念。Hummels et al.(2001)通过定义何为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垂直专业化指数，介绍了一国垂直分工专业化的起源和本质。
不同学者对贸易增加值的研究各有千秋，主要分为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等，如Koopman et al.(2014)提出从全球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状况，将国民核算中的增加值法与传统的海关统计总值法相结合，对一国贸易中国内与国外的增加值全面地进行估算。Chen et al.(2012)等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如何影响总的国内贸易增加值率，结果表明每1000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中贸易增加值为566美元。李昕和徐滇庆(2013)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式重新估算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结果表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较小。程大中(2014)通过在双边的HOV框架下同时引入要素生产率与综合贸易成本的跨国差异，多角度对中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的要素扭曲程度进行分析。微观层面的研究有：Upward et al.(2013)直接利用KWW方法，合并了中国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企业出口的DVAR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2003-2006年企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份额从50%增加到60%，同时沿海地区的贸易增加值比例更高。张杰等(2013)使用了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引入了两步系统GMM估计法，从两个角度探讨了中国企业DVAR变化的推动因素。结果显示FDI是导致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增长的主要推动者。罗长远和张军(2014)给出了理解中国附加值贸易的框架，基于中国现状，得出结论即中国出口中本地附加值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88%下降到 2005年的64%。陈雯和李强(2014)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我国出口规模进行了透视分析，利用1995-2011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分别对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增加值进出口规模进行了测算，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
本文研究有以下不同：一是着重从微观视角，主要细分到行业层面探讨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国内贸易增加值影响因素;二是不同于以往的文献主要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最新国家投入产出表，通过逐年测算汇总得出15个行业的贸易增加值率，同时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6个方面考察了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15个制造行业2001-2010年的贸易增加值率构造15×11的面板数据。
图1刻画了我国2001-2010年15个产业出口产品国内贸易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从行业角度看，出口贸易增加值率最高的是“食品饮料烟草业”，最低的是“焦炭精炼石油业”，制造业的中国国内贸易增加值率普遍较低，这也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原因。
(二)变量说明
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能力和外商投资。企业研发能力主要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内部研究费用为衡量指标。为了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分行业外商投资匹配，使用《中国工业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外商投资额作为外商投资的衡量指标。其他解释变量为产业规模、销售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利用。各变量符号、含义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实证结果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TIVAit=αi+βi1SALEit+βi2SCALEit+βi3POWit+βi4RDit+βi5FDIit+βi6FIit+μit
(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面板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结果表明：从统计显著性看，销售规模、外商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均是影响贸易增加值率的正向因素，但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相对而言，研发投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认为研发投入是影响出口产品国内贸易增加值率的内在动因和根本因素，而企业生产规模和能源利用对国内贸易增加值率呈负向影响，且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
研发投入。从统计显著上看，研发投入是影响贸易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创新能力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走向世界的关键。跨国公司的发展经验表明企业只有通过改善其研发水平才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跨国公司的研发水平比本土公司的研发水平更高。在全要素生产中，技术创新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研发投入则是技术创新的保证。研发投入的增多使企业的生产技术更具有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全球生产链过程中贡献更多的贸易增加值。从地区差异看，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研发能力差距很大，中西部地区相比较于东部地区在研发上尚乏竞争力。积极的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开发掌握新技术，并将技术应用于生产。提高我国企业研发能力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内部自主创新，另一种是增大对企业研发方面的投入。
外商投资。回归结果表明，外商投资的进入对很多制造业贸易增加值率起促进作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外资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先进的外国企业管理经验会带动中国企业改进其技术，对出口产品的国内贸易增加值率产生影响。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资本为175.8620亿美元，到2014年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资本已增至 1197.05亿美元，增长了5.81倍。截至2015年7月，累计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1097家。在技术方面，外资企业将外资引入中国，促使中国企业改善其生产技术，同时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贸易增加值率。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竞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当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明显地低于外资企业的研发能力时，可能使中国企业在研发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引进外资是中国出口规模提升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国外要素的流入与本国生产要素在出口环节结合，强化了出口的竞争力，扩大了本国的贸易规模。除了溢出效应，外商投资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对贸易增加值率起抑制作用。
主营业务收入。当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时，出口产品会增多，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贸易增加值率。在我国，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位于前五名的是交通设备制造业、化学品及化学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电子及光学制品业、纺织及鞋帽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对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依靠出口规模等的增大。
能源利用。能源利用对贸易增加值率产生负向影响，且该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能源利用的数量而并非能源利用的效率。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省级差异显著，从空间上可划分为高效区、中效区和低效区。能源高效区主要是指东部沿海地区。
企业规模。该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产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产业集中度的增强，进而有利于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影响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总产值分行业来看，排名前五位的是交通设备制造业、化学品及化学制品业、机械制造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焦炭精炼石油业。工业总值的扩大与主营业务收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总产值的增大可能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贸易增加值率呈正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以及出口有乘数效应的影响，因而会影响出口产品国内贸易增加值。
结论
研究表明：从显著性角度分析，虽然销售收入、外商投资、固定资产对贸易增加值率回归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产业规模和能源利用回归系数为负;只有内部研发投入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本文认为企业内部研发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国内贸易增加值率的根本动因和内在动力。而外商投资的增多也会对出口产品的国内贸易增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对今后政府和企业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方面，经验证据凸显了增大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性，提高对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促使产业升级，可以增大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从而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经验证据表明外商投资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