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本文从不同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并且预测了未来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贸易》杂志(月刊)创刊于1982年，系中国商务部(原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属下第一本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刊物，是国内唯一的国内外经贸界很有影响的杂志。1983年10月，英文版《INTERTRADE》在香港创刊，其影响开始辐射欧美等发达地区和国家。
中国加工贸易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劳动力的吸纳器和产业升级的切入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同时也成为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形式。
本文将产品架构和产品模块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国家“模块化”产品和“一体化”产品的进出口状况，发现中国加工贸易在“一体化”产品方面具有升级空间，并且目前产品架构的变迁又为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因而提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应当抓住此契机，提升“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装配能力，进行转型升级的思路。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网络状生产方式的不断普及，各国的生产能力都被纳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原先集中于一国的生产分散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注于某个生产环节或者专业化生产产品的某个零部件。由此，产品架构理论也开始融入产业分析之中。
这一理论最早由赫伯特·西蒙于1962年提出，日本学者藤本隆宏和青木昌彦对其进行了完善。该理论从产品中核心零部件的装配规则以及零部件之间关系出发，研究产品功能如何展开、零部件如何分布、功能如何调配，并据此将产品分为“模块化”和“一体化”两种不同的架构藤本隆宏：《能力构筑竞争——日本的汽车产业为何强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模块化”产品的零部件基本符合标准化的设计，具有通用性，每个零部件的功能较为完整，零部件之间接口也比较简洁。这种架构的产品装配不需要复杂的工艺技术，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主要的技术要素都包含在承担完整功能的零部件设计和制造环节中。“一体化”产品则是指需要通过协调零部件的设计以使其达到使用效果最优化的产品。这类产品零部件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被调整到最优程度，才能发挥出产品的整体功能。“一体化”产品的装配工序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产品架构实际上是价值链在产品模块上的对应。能够操控产品架构就能够操控产品价值链条。日本正是由于掌握了多项产品架构的设计能力，才能在经历了多年的“产业空心化”之后，还能重新进行战略调整，构建以电子仪表、信息通讯器械为代表的高端产品出口基地，保持其在东亚的竞争优势(陈子雷，2011)。
因而，从产品架构的视角研究贸易状况，把握中国在不同架构产品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并结合产品架构变动趋势分析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和发展方向意义重大。
产品架构视角的加工贸易比较分析
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框架下，贸易统计的分类方法主要依据的是联合国《按经济大类(BEC)分类》和WTO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以及《国际商品统一分类代码》(HS)。其中，《按经济大类(BEC)分类》将国民核算体系(SNA)与《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相关联，可将贸易产品划分为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又通过按产业和最终用户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将《按经济大类(BEC)分类》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目录》(ISIC)相衔接，从而可以按照国民经济行业的视角研究中间品及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情况。
根据产品架构理论，电脑、手机、收音机等电子信息产品和以发动机、制药设备、工业机床等为主体的一般机械产品在产品架构上截然不同，所以，以下将分析中国和先进国家在这两类产品上的贸易结构性差别。
1.中国与日、韩两国“模块化”产品出口结构的比较分析
日本、韩国是电子信息产品领域的世界强国，而电子信息产品是典型的“模块化”产品。根据ISIC，电子信息产品基本包含在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与装置行业中。由于结构和标准的统一化，该类产品的装配技术简单，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最终产品的组装则属于劳动密集型。
图1显示了中、日、韩三国1991年到2011年间在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与装置制造业的中间品出口额占行业出口总额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20年间，日本和韩国的中间品出口比重一直高于中国。中国的中间品出口比重由30%缓慢接近50%，而日本该比重于1994年后就一直保持在60%—80%的区间内，韩国也大致在此范围内。
但从该行业最终产品出口额占行业出口总额的比重来看，如图2所示，中国出口最终产品的比重一直在50%之上，高于日本和韩国，并且日本和韩国出口最终产品的比重在逐步下滑。日本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与装置行业的最终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91年为54.8%，到2011年下滑到23.6%，韩国2011年最终产品的出口比重也仅为22.4%。
通过分析比较中、日、韩三国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结构，可以判断，中国在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与装置行业中具有较强的装配比较优势而零部件制造能力相对较弱。
2.中国与机械行业传统六国“一体化”产品进出口结构的比较分析
接下来分析以一般机械行业为代表的“一体化”产品的进出口情况。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韩国为该行业的传统强国。从一般机械最终产品这里剔除了一般机械行业中诸如家用电器等模块化特征较强的消费品，而主要分析各种产业机械为主的资本品出口数据。的出口比重来看，如图3所示，日本和德国位居第一、二位，日本的出口比重长期在70%左右，德国比日本低10%左右，其他国家也都长期高于中国的水平。
而从资本品的进口比重来看，如图4所示，除韩国外，美、日、德等其他传统发达国家的进口比重均低于中国，并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各国在2000年之后进口比重都低于50%，而日本已经低于40%的水平。而中国一般机械最终产品的进口比重一直位居各国之首，在9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84%，虽然近年来呈现出下降趋势，但2011年还是处于70%的高位。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贸易能力弱于“模块化”产品。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在“模块化”产品的装配方面具备较强的能力，而模块化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一体化”产品的总装能力依然很弱。从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则还在继续强化“模块化”产品关键模块的制造和“一体化”产品的总装能力。3.从事不同架构产品加工贸易的经济效益差别较大
从不同架构产品的经济效益来看，从事“模块化”产品的加工贸易经济绩效差，不利于行业积累和发展。以苹果IPhone手机为例，中国是该手机的生产大国，但中国大陆只从事手机的组装工序。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每生产一部IPhone手机，中国只在加工组装环节获得6.5美元收益，占总价值的3.63%，从事代工业务的富士康公司利润率不到2%。其余的172.46美元收益全部被中国以外的元器件生产企业获得，如日本获利60.60美元，德国获利30.15美元，韩国、美国分别获利22.96美元和10.75美元。
而生产“一体化”产品的行业中，企业获得的利润则普遍较高。如美国霍尼韦尔公司主营航空发动机总成业务的航空航天集团销售利润率基本都在15%以上。汽车行业中，日本丰田公司从2001年到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平均营业利润率达到8.76%。通用汽车的营业利润率也一直在6%左右。
可见，研究掌握复杂加工装配工艺和技术，转向“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质量，可以作为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
产品架构变迁为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带来机遇
(一)“一体化”产品的产业开放度一直制约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入
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对“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贸易能力一直弱于“模块化”产品的现状不仅与企业装配技术水平有关，更与“模块化”产品同“一体化”产品产业开放度的差异有关。
一般而言，产品架构越趋向于模块化，产业开放性越强，生产中会逐渐形成较为公开的产业标准，能带动众多厂商参与不同环节的生产，并在各个环节上实现竞争。行业的领袖企业在掌握部分关键零部件的制造技术、产品总体设计环节以及品牌营销环节的前提下，将其他零部件产品甚至产品的最终装配都外包给行业内的其他企业。中国加工贸易企业正是大量承接了这样的加工装配业务，才表现出“模块化”产品中间品出口比重低、最终产品出口比重高的贸易特点，也从而在“模块化”产品的加工装配方面获得了比较优势的地位。
而“一体化”产品行业生产的组织特征则显现出一定的传统垂直一体化组织结构，产品的各个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甚至原材料都由单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外购比重低，系列内企业间相互协作和联系紧密。根据对日本各行业企业的考察，汽车、一般机械、精密机械都属于此类。(如图5所示)
正是由于“一体化”产品生产模式较为封闭，各个环节技术不容易扩散，因此，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一直难以切入到该行业中。
(二)产品架构变迁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带来契机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第四轮国际产业转移在金融危机后进入规模化阶段。与以往的国际产业转移相比，这次转移的产业和环节更加高端，除了一般的制造环节外，发达国家的企业还逐步把产品高端生产环节乃至研发和设计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调查显示，在华跨国企业在继续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转移区域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业。这一是源于跨国公司为更贴切地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而设立本土化的研发中心;二是为实现在中国研发、制造、销售一体化的运营模式，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此轮国际产业转移促使前述不同类别的产品架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行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发生演变。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外购比重与企业集团的经营绩效成正比。为了改善企业绩效，提升竞争力，日本一部分“一体化”产品行业的企业正逐步对产品的设计加以改造，促进原有封闭式生产体系向开放型体系转变。如表1所示，2004年与1995年比较，日本电子机械行业、汽车制造业和精密机械制造业的集团外采购增速逐步加快。
从日本各行业企业向东亚地区转移生产以及在东亚地区当地采供中间零部件的比重的调查可以发现，电气机械、电子零配件等以“模块化”产品为主的产业正在快速进行转移，一般机械、运输机械等“一体化”产品为主的产业也紧随其后(见图6)。
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公司的生产外包模式也能证明这一趋势。上世纪50年代波音707飞机生产的外包比重只有2%，波音737在40年的生产改进中，通用零部件比重提升到98%，生产外包比例达到70%，最新设计的波音787的生产外包比重更是高达90%以上。柴莹辉：《波音787：组装件外包之变》[N]，载《中国经营报》2010年05月09日。这恰恰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承接“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装配提供了契机。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架构产品中间品与最终产品的贸易进出口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模块化”产品的装配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对“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装配能力较弱。但从加工贸易利润率来看，“一体化”产品远高于“模块化”产品。因此，中国加工贸易企业长期加工装配“模块化”产品的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加工贸易企业有待进行转型升级。在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期，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产品架构变迁导致“一体化”产品的产业开放度不断增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应当把握好这个契机，根据产品架构和产业链条变化情势，切入“一体化”产品的生产装配中，前移在新产业中发展加工贸易的起跑线。
1.参与“一体化”产品生产，积累“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装配能力
企业作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体，必须清晰地认识不同架构产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而掌握全面的装配知识和技能，融入“一体化”产品的生产链条。加工贸易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干中学”自我积累经验和诀窍，另一方面通过与配套企业的交流，吸收隐性知识的扩散，积累“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装配能力。2.引进外资研发中心落户，进一步促进“一体化”产品开放度
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应积极引进精密机械、汽车、通用机械等行业的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落户国内，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一体化”产品的产业开放度，力争参与产品设计环节，从而加强对“一体化”产品中核心零部件“耦合”关系的理解和掌握，从更高的层面提升“一体化”产品的加工装配技术水平。
3.强化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研究，夯实“一体化”产品产业基础
基础材料和基础工艺是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条件，企业在掌握了设计和生产原理的条件下若受制于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则难以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使生产达到规模化。我国政府部门为产业发展提供的专项支持多偏向于主机制造，而对材料、工艺和零部件重视不够，这从侧面上鼓励了便于集成的“模块化”产品而非“一体化”产品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强化基础材料和工艺的研究，为加工贸易转型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艾民，赵虎林，刘习.中国加工贸易的区位研究[J].北方经济，2008(3)：60-61.
[2]陈佳贵.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长，努力扩大劳动就业[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5).
[3]柴莹辉.波音787：组装件外包之变[N].中国经营报，2010-05-09.
[4]金碚.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2(5)：14.
[5]贺强，周罡.中国加工贸易现状及发展策略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8)：14-16.
[6]李晨.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J].产业经济研究，2010(4)：82-89.
[7]刘德学，苏桂富，卜国勤.中国加工贸易升级对策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J].国际经贸探索，2006(4)：4-8.
[8]隆国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探讨[J].国际贸易，2008(12)：8-14.
[9]林立.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10]黎国林，江华.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