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以增多，很多企业都开始透析海外了，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对外贸易是很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发表范文，主要论述了内生交易价格、跨国并购与东道国福利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并购价格的内生性，集中研究跨国公司在企业间的并购选择及其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跨国公司有意愿并购的企业生产效率不同，那么在并购不催生垄断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并购选择取决于东道国生产效率的高低;在并购可能造成垄断时，跨国公司并购高效率企业。然而，东道国更希望跨国公司并购其低效率企业。如果跨国公司有意愿并购的企业生产不同质量的产品，那么跨国公司的最优选择是并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在并购不造成垄断时，同意该项并购申请对东道国有益。
[关键词]跨国并购,内生交易价格,并购目标,东道国福利
一、引言
数据显示，全球85%的产业转移与92%的技术转移是借助并购来实现的。目前中国迫于产业转型升级和消化过剩产能的现实需要，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纷纷投资海外。《WorldInvestment Report(2014)》指出，2013年中国FDI流出量增长15%，达到1010亿美元，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大宗交易所驱动。其中跨国并购已经成为近十年来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然而，中国跨国并购成功率相比发达国家仍然很低，跨国并购的高风险令不少企业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跨国并购还常常受到东道国投资政策的规制。现实中不乏跨国并购因东道国政府干预而以失败告终的例子，如2005年美国以危害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为由，否决了中海油对优尼科公司的并购议案。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活跃和政府强化对FDI干预的现实背景下，集中研究跨国公司在企业间的并购选择，以及对东道国的福利影响与东道国的投资政策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文献回顾
跨国并购作为现实中的热点问题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很多。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并购的动机和决定因素。Brakman等认为跨国并购活动是由并购双方所在国的比较优势驱动，同时强调效率和战略动机。苏敬勤和刘静以10个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作为研究样本，提出中国企业的并购动机主要源于获取外部知识产权、管理经验、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等资源。李杰等运用Hotelling模型探讨了中国低端下游企业进行跨国垂直并购的决定因素。张建红和周朝鸿剖析了制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而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工程建设速度、经济增长率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等也被证明严重影响跨国并购能否发生。张建红等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决定因素，导致低成功率的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政治、体制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限制。另一类研究关注跨国并购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认为，跨国并购会抑制被并购方的创新支出，而有助于激励并购方的研发活动。吴先明和苏志文发现中国后发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海外并购不仅实现了技术跨越，而且推动了战略转型。顾露露和Reed。也肯定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市场绩效，但民营企业的并购绩效明显高于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公司的绩效优于内地上市公司。程惠芳和张孔宇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富效应在短期内比较显著，其影响因素有行业类型、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和并购支付方式。邵新建等探讨了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绩效的关系。Welfens等认为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会通过低价格而惠及国民，但跨国并购本身存在很大的风险。
跨国并购的负面效应招致很多国家限制或阻止FDI的流入。法律障碍、经济窘迫和互惠是反对的主要理由，涉及到东道国安全敏感性行业和落后产业的中国并购申请更可能遭受政治反对。Head和Ries认为如果并购并没有产生成本节约效应，竞争机构可以依据并购恶化全球福利来阻止并购活动。姚战琪认为东道国政府要综合权衡各种进入方式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制定适宜的规制政策。Biorvatn和Eckel建议各国应根据并购方的特点选取恰当合意的政策措施。当然，现实中不乏以诸多优惠条件吸引跨国投资的做法，其中很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一次性补贴。除此之外，在利润税和环境税方面提供税收优惠也常被各国所采用。
既有研究不仅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实践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然而，这类研究没有说明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并购目标选择。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FDI政策与跨国公司并购决策的互动机制。并且从企业异质性和交易成本角度探讨跨国并购对象选择的理论研究仍不多见。然而，现实经济中交易价格是并购谈判中双方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严重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为了尽可能地符合现实，本文将并购价格内生化，集中研究跨国公司在企业间的并购选择。鉴于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不仅关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东道国的福利施加影响，可能遭受到来自东道国的政策干预。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进而探讨东道国的政策设置。
三、理论模型
企业在进行并购活动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并购价格问题。对投资者而言，并购不同的企业面临的交易价格往往有很大不同。为此，本文分别基于东道国企业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存在差异的不同假设下，构建经济学模型分析前文提出的问题。
1 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同
国家H有两个生产同质产品但生产效率不同的企业，称为企业1和企业2，边际成本分别为c1和c2，产品的市场需求为p=a-Q。一个跨国公司M有意到国家H并购企业，较之两个企业，跨国公司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不失一般性地假设它的边际成本为零。一旦企业被并购，跨国公司将其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并购产生的新企业中，使得新企业边际成本降为零。并购的交易价格由被并购方的保留收益决定。这里考虑的是选择哪个企业作为并购目标，因此，被并购方的保留收益即为跨国公司并购竞争对手时所获得的利润。上标代表跨国公司的并购选择，下标代表企业的名称。以c1>c2>0为例，根据并购发生后市场结构的不同，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c2 跨国公司的利润被转移至母国，不会给东道国带来福利改进，所以东道国的社会福利等于本国企业的利润、企业被并购的所得和消费者剩余之和。两种并购选择下东道国的社会福利为：
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对东道国更有益。根据结论1可知，当东道国企业生产效率不过于低下时，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这种并购方式给东道国带来较高的福利。然而，当东道国企业生产效率远低于跨国公司时，跨国公司一定并购企业2，可是从保护本国国民福利的角度，东道国更希望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这促使东道国有动机对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干预。确切地说，东道国只有为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才会改变跨国公司的并购决策。假定东道国不介入跨国公司与企业2的并购活动，但对于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给予政策激励。为了实现通过政策倾斜达到改变跨国公司并购决策的目的，要求最低的补贴数量为s=π2m-π1m。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时东道国的净福利为(W1-s)。但歧视性政策是否一定能够提升东道国的福利呢?这需要进一步比较(W1-s)与W2的大小。只有前者大于后者，东道国才有动机采取补贴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从而获得福利的改善;反之，东道国不应干预，因为干预的代价是损害国民福利。
推论1：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对东道国更有益，此时东道国有动机向跨国公司进行政策补贴以引导其并购企业1。
当东道国企业普遍效率低下时，跨国公司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更大的技术优势，倾向于并购当地的高效率企业。显然，这与东道国的意愿不符，因为与跨国公司并购低效率企业相比，此类并购不仅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会降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考虑，东道国就跨国公司并购本国低效率企业行为提供补贴激励，政策干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改变投资策略，东道国福利得到改进。
其次，分析c2 结论2：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以获得垄断利润。
对跨国公司而言，并购企业1尽管成本较低，但盈利少;并购企业2的成本虽高，但可以垄断东道国的市场。市场垄断效应大于成本节约效应，因而跨国公司的最优选择是并购企业2以获取垄断利润。
两种并购选择下东道国的社会福利为：
推论2：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会恶化东道国福利，东道国有动机限制垄断本国市场的跨国并购活动。
与跨国公司的并购偏好不同，东道国希望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以避免外资垄断本国市场。外资进人虽然会带来最新的技术，这有助于降低市场价格和造福消费者，但并购本国高效率企业造成市场垄断和更高的利润转移，其结果是导致较低的福利水平。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东道国有动机以反垄断调查为由拒绝跨国公司的并购申请。
最后，分析a/2 结论3：跨国公司并购任何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垄断利润，对东道国而言也并无差异。
无论并购哪个企业，跨国公司都会垄断市场，企业1和企业2都面临被兼并或破产的窘境。即它们的保留收益都为零，并购所产生的垄断利润被跨国公司独占。因此，东道国可以从并购触犯反垄断法的角度限制这样的并购行为。
总的来看，当且仅当并购不会助其实现垄断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并购效率低的企业。否则，一定会并购效率高的企业，这对东道国不利。对于外资垄断本国市场的并购活动，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垄断调查。源于此，为了降低并购的失败率，建议跨国公司并购一些相对较弱的企业来开拓国际市场。
2 企业生产不同质量的产品
企业1和企业2分别生产产品1和产品2，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为c。跨国公司掌握的技术，一旦应用到两种产品的生产上将使产品的边际成本变为零，但不改变产品的质量。其他假设与前文相同。根据并购后的市场结构不同，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结论4：跨国公司一定并购企业1。
鉴于并购不同企业的成本差异不大，而生产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的成本相同，那么跨国公司必定以供应高质量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比较两种并购选择下东道国的社会福利：
推论3：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对东道国更有益。
比较后发现，跨国公司的并购选择恰好与东道国的意愿不谋而合。对东道国而言，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被并购，表示高质量产品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被供应到市场上，使得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买到高质量产品，竞争的加剧促使原本没有购买任何产品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低质量产品，从而提升了本国的福利水平。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对于外资并购本国“龙头”企业进行过多的干预并非是明智的，有可能会错失提升技术的机会以及造成国民福利的恶化。 当并购未造成垄断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跨国公司并购本国的低效率企业。然而，这里的分析表明东道国更希望外资并购本国的高质量企业。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仔细分析后发现事实上东道国的引资偏好具有一致性。被并购的无论是低效率企业还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东道国都会获得更多的并购红利。
其次，分析c<(s-1)/(2s-1)的情况。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的结果与情形1完全相同，不再赘述。然而，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将导致市场垄断，低质量产品退出市场，偏好大于p1/s的消费者购买高质量产品。因此，产品1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结论5：跨国公司一定并购企业1。
跨国公司在以高质量产品垄断市场与以低质量产品和当地企业瓜分市场之间权衡取舍。由于跨国公司的生产效率优势并不大(c较小)，因而后者并不能为其创造很高的寡头利润。通常来讲，垄断利润大于寡头利润。这里也不例外，虽然并购价格较高，但并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赢得了垄断利润，从而必然出现跨国公司选择企业1作为并购对象。
基于上述结果，比较两种并购选择下东道国的社会福利：
推论4：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对东道国更有益。
跨国公司并购企业会催生垄断和高价，这不仅造成一部分消费者买不起高质量产品，而且希望购买低质量产品的消费者得不到供给。相反，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引发产品差异化竞争，大大改善了东道国的国民福祉。面对这种情况，东道国政府可以借助反垄断法否决该项并购申请。这个结论为中国商务部以反垄断为由拒绝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支持。
最后，分析c>2s(s-1)/(2s-1)的情况。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的情况可以共用情形1的结果。然而，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将导致市场垄断，此时偏好大于p，的消费者购买低质量产品，高质量产品的供给为零。因此，产品2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结论6：跨国公司一定并购企业1。
这与结论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翻了垄断利润高于寡头利润的论断。这是因为，尽管此时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绝对的成本优势将对手挤出市场，以低质量产品垄断东道国市场，进而获得垄断利润，但低质量伴随着低价格和微薄的利润。相反，如果生产高质量产品，就可以凭借成本优势和产品优势索要更高的价格，赢得更多的市场需求，从而获得丰厚的寡头利润。
比较两种并购选择下东道国的社会福利：
推论5：跨国公司并购企业1对东道国更有益。
跨国公司并购企业2造成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企业1被排挤出市场，从而使得那些偏好较高的消费者不能购买到合意的产品而产生效用损失，并且由于垄断造成的高价格导致消费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这都会恶化东道国的社会福利。
总结发现，跨国公司的最优选择是并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只有当该并购行为造成行业垄断时，东道国才应该加以阻止，除此之外，并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导致的社会福利反而要高于另一种并购活动下的福利水平。
四、结论
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的并购对象可能改变市场结构和催生垄断独占，这对东道国的消费者乃至政策调整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研究了在并购价格内生决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企业间的并购选择。同时进一步探讨了跨国公司的并购决策对东道国的福利影响，进而推测东道国的政策设置。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跨国公司有意愿并购的两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同，那么在并购不催生垄断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并购选择取决于东道国生产效率的高低;在并购可能造成垄断时，跨国公司并购高效率企业。然而，东道国更希望跨国公司并购其低效率企业，此时可以给予政策倾斜以吸引对本国更有利的外资。二是如果跨国公司有意愿并购的企业生产不同质量的产品，那么跨国公司的最优选择是并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对于造成垄断的并购提案，东道国应加以阻止，促使跨国公司改变并购目标。进而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否则，同意该项并购申请对东道国有益。
现实中，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因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考虑到这种效应的存在，会提高并购价格，这就表示并购后东道国的产业利润在增加。与此同时，技术外溢会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和消费增多，消费者从中获益，产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同时增加必然会提高东道国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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