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民法当中最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因而在立法的过程中，如果其他原则对公平这一原则造成了影响时，应当需要以公平原则作为依据。而效益是商法最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因而在立法过程中如果效益原则与其他原则产生冲突时，也需要以效益原则为准，且兼顾公平。
一、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
在民法与商法立法的过程当中，其价值取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的制定，国家制定法律的价值就是希望用这种形式来达到完善的社会目标，而另一方面则在法律制度实施过程当中，如果两种价值取向出现冲突时，需要以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主。而从商法民法价值取向的表现方式上看，其一是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着较大的价值，其二是在多种价值表现过程当中，提出价值取向的重要程度。而不管对于哪种法律而言，都需要有着正确的立法目标。价值取向本身就属于一种主观性的价值评判，并且依旧需要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法律原则都有着最为集中的价值取向，并且将价值取向转化成为价值原则，并且让其实际化成为法律制度与规范，避免各类法律条文之间存在冲突[1]。法律制度的执行内容主要是依据法律调整对象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则是法律的立法目标。无论是民法还是商法，其立法价值取向虽然存在差异，但立法前提都是公平，因而公平性的原则在两种法律体系当中都有着相应的体现，但是对于不同的法律而言，对公平原则的需求程度也不同[2]。基于大市场环境下，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有着市场经济的特征，在效益这一原则上有着相应的调整，并且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调整，将部分效益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将公平原则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而对于商法而言，效益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对于商法而言，法律原则如果和效益原则存在差异，那么应当坚持以效益原则作为中心，并且佐以公平原则。商法与民法虽然在价值取向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对于公平和效益的需求都是一致的，而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的过程当中，需要积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3]。
二、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的基础
(一)公平原则的体现
对于民法而言，属于一种私法，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是其最为基本的立法目标，在市民社会当中的基本法就是民法，而这种民法主要是以个人意识为中心，将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力进行分离。在市民社会当中，需要国家对自身的权力进行界定，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将其作为最大化的社会效益。而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在民法当中都有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且也将此作为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重要保障[4]。而民法本身就是将公平优先作为原则，是市民社会当中私权的保障。对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言，主要是以社会关系为主，但是其大部分都是伦理性条款，因而需要将社会主体作为理论的依据。而对于公平这一基本原则而言，在法律价值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将公平作为基本原则[5]。而民法相对于其他的法律而言，其广泛性更强，并且主要适用于社会大众，是市民法律保障的基础。就民法本身的属性上看，其主要目的是让社会主体的生存要求得到满足，保障社会大众的私有财产与个人权利，满足社会主体公平的愿望，进而让社会得以和谐健康的发展[6]。商品经济与民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商品经济存在那就必定存在相应的法律，而民法则主要用于基本法律的调整。商品经济的存在一般有着两个必要的条件，其一是社会分工制度的条件，在分工制度下，社会成员不可能自主生产所有的需求产品，因此必须将商品交换作为主要的途径、其二是社会财产私有制所得，所有的社会产品都不是一人所得，因而社会成员之间就必须通过劳动的方式来进行价值交换[7]。在商品经济当中，任何事物与人都不具备相应的特权，因此其骨子当中就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并且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将商品经济作为民法公平原则实现的基础。
(二)效益原则的体现
在市场经济当中，主要以商法为主体，其遵循的是效益优先的原则。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商品交换与社会分工的产物，并且远远不同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侧重点在于交换属性，并且通过交换的方式来获取其他产品。在商法当中，其产生的主要目的是对商品经济进行调整，而对于计划经济而言，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存在。而商品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作为主要手段，并且以此在整个范畴内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属于一种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市场经济，并且与商品经济进行紧密相连[8]。商法是效益优先，而在这种效益优先的制度上需要相当数量的技术规范，并且具备着相应的职业性与专门性，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调整当中，商法的规则主要是用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式、运作与内容构成的。并且还从根本上确立了商法的规范，并且具备着相应的技术性与操作性。在商法的设计当中，大部分都是为了保护效益主体而存在的，并且行为效果不能单单依靠伦理道德来确定。在商法规范当中，需要对相关事项进行准确的规定，并且对其进行定量的规定，在票据法当中作为发票、票据、承兑行为、背书行为等，并且存在着相当的技术含量。而只有运用相当的技术规范才能对商法的不同规则进行调节[9]。
三、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对立法的影响
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整范围，并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对民商合一立法的体系造成影响，而在我国的经济体系当中，依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调整，因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也是我国主要的发展趋向。在民法与商法当中，其价值取向也有着较多的相同之处，而其中的合法性、平等性、城市性、效益性等价值取向也是两种法制之间的相同点，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商法与民法之间属于共同的调整对象，并且两者之间当事人都有着各自特异性的规范性手段。而商法当中以效益为根本追求，并且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两者也有一定的相同性，特别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追求效益的同时又受到了公平的制约，同时也追求着效益的公平性[10]。而对于商法与民法的调整而言，没有清晰的划分，并且两者都是将市场活动作为重要的调节对象，其中商品经济主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并且在民法上对自然人、法人都难以区分，并且也有着专业化与社会化的发展特点，其中生产职能与商业职能都有着融合性，并且商业行为与民事行为在立法上也有着显著的区分，在商事行为上也比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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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价值取向对民商立法的影响》来源：《法制博览》，作者：徐思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