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活动中很多改革都有一定的联系，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很多经济学的专家和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本文是一篇国家级期刊投稿范文，主要论述了鲍莫尔成本病问题研究进展的述评。
摘要：基于我国当下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产业结构间的产出比例发生了明显的转化，同时三大产业间的就业也发生了转移。在我国现行“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政策指引之下，经济发展中易发生“成本病”现象。为此，本文从“成本病”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验证研究、理论模型的拓展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然后对其进行了简短评析。
关键词：鲍莫尔“成本病”,文献综述,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成为“中国奇迹”而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为7.4%，经济发展保持稳定态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发展势头显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自1984年到2014年，无论是在各个产业增加值方面，还是在各个产业的就业人数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改变。在产业的增加值方面，第一产业降低了23个百分点，到2014年的9.2%;第二产业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第三产业上升了约24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在“人口红利”中获益。
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的发达与否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体现。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化、现代化可以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就业水平也相应提高，但是在结构调整中可能出现“成本病”，生活性服务业随着产品多样化，服务业大力发展，经济发展能否出现“停滞”?生产性服务业对整个产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削减“成本病”发生?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如何避免这些负面因素，关系到我国产业升级能否顺利实现。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增长的相关课题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但是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成本病”问题也成为近几年国内为学者所关注，因此，对“成本病”的研究进展以下综述。
(一)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威廉・鲍莫尔(Baumol，1967)提出一个简单地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Unbalanced Growth Model)。在其模型中分为两个部门，即“进步部门”(工业部门)和“停滞部门”(服务业部门)，前者生产率大于后者。在两部门工资水平同比例增加情况下，服务业部门的相对成本将不断地增加，若产出不变，则劳动力全部转向服务业部门;若服务产品的价格弹性较低，则其消费成本原来越高，即出现所谓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
Baumol模型对基于分析当时美国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但后续研究发现该理论对城市服务业的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受到广泛重视的同时也遭到许多批评(M .Karen，1972;R.Tawse)。随着技术的进步，有很多的现实在模型中不能体现，Baumol，etc.(1985)又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修正，将“停滞部门”中分离出“渐进停滞部门”，构成了一个三部门模型，其中对新加入的部门生产率作了先较快增长又停滞下来的假定，最后会导致劳动力向停滞部门和渐进停滞部门流动，比重也随之增加，最后认为此模型中得出的“成本病”更加严重。
学者Fuchs(1968)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为：服务的价格弹性大于一，在人们消费者服务产品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服务的市场化，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使得服务产品的质量提高，而价格降低，从而市场上服务需求和生产增加;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生产率水平较低，但是其平均成本又高于整个行业平均成本，使得在整个国民产业中比重越高。Fuchs认为从以上几个方面都能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也能找到依据，其中最主要的解释是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滞后，他所得出的经验分析与Baumol理论模型相互印证，又称“鲍莫尔-福克斯假说”。
(二)“成本病”的验证研究
Baumol“成本病”理论的提出得到了理论界极大的关注，后续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aug(1975)分析了澳大利亚1960-1970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分布的变化，得出导致服务业就业增长的根本原因是该部门相对(制造业)生产率较低。Span(1977)利用Baumol“非均衡增长模型”分析公共部门增长，结果显示存在“成本病”现象。Summers(1985)、Saxonhouse(1985)、Leeson(1985)分别基于跨国服务业、日本服务业、美国服务业讨论服务部门增长成因及其替代制造业的前景，研究结果基本支持这一现象的存在。“索洛悖论”提出了经典论述“计算机的到来随处可见，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见不到计算机”，IT产业对生产率几乎没有提升。Triplet(2000)也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样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下，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为负值。这是因为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服务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库兹涅茨，1989;钱纳里，1995)。相反，有学者对这样的结果提出了质疑(Griliches，1992;Riddle，1986)。
(三)理论模型拓展研究
Falvey and Gemmell(1991)、Curtis and Murthy(1998)、Moeller(2001)从最终需求角度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指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的结论。服务价格上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对服务实际需求的假设，若服务的实际需求保持不变，服务价格的上涨使得消费支出份额增加，劳动力在产业间发生转移，生产率降低，服务价格上涨。Oulton(1999)引入了中间投入的服务，认为即使资源转向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金融和商业服务行业，总的生产率增长率不下降。恰恰相反，如果资源转向甚至停滞的中间产业，总生产率的增长可能会上升，不会下降。Wilber(2002)通过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得出相对资本密集度决定经济增长速度，若制造业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服务业扩张将导致整体生产率的降低，相反，则会提高整体生产率。Pugno(2002，2006)综合考虑供需两方面的因素，把服务消费、人力资本积累纳入效用函数中，建立Pugno模型，分析居民服务消费偏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相比国外的大量理论性的研究，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析。李旭晟和刘刚(2009)分析了重工业化演进趋势。其他方面，如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岳希明、张曙光，2002 ;许宪春，2004)、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加快增长的潜力问题(江小涓、李辉，2004)、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与国际竞争力问题(程大中， 2006)、中国服务业企业法人的绩效问题(刘培林、宋湛， 2007)、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程大中，2008)等。
二、简要评析
国内外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比较升入，从产业结构调整成因、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成本病”的研究相对更少。已有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理论模型的拓展，缺乏定量化分析的实证检验和深度的原因探析。
研究成果尽管能够发现经济发展中会出现“成本病”现象，但是不能系统分析克服困境的具体战略，因此也无法给出较为细致的升级路径及其对策安排。对于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成本病”现象，亟须实证检验;同时，如何避免“成本病”的发生，也亟须理论研究指导。为此，在我国政策调整为“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成本病”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我们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以更好地实现其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工业化进程来看，“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政策将主导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于是否会出现“成本病”，及如何预防和避免其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Baumol， W.，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 1967， pp .415 -426 .
[2] Baumol， W.， Blackman， S .， and Wolff E .，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 ：Asymptotic Stagnancy and New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75(4)， 1985， pp .806 -817 .
[3] Fuchs， V.， The Service Econom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8.
[4] 李旭晟，刘刚. 我国重工业化演进趋势分析――运用迂回生产理论[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12)： 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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