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随着中国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未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将成为一种常态，对此我们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财政收入反映了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有波动周期，在经济景气阶段，财政收入会呈现上升态势，在经济衰退阶段，财政收入则呈现下降态势。除了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外，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财税体制、经济增长质量、税收征管、通货膨胀等也是决定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短期内财政收入下滑并不是什么大事，关键是这种下滑的势头是否一直持续下去。
财政增收形势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好转，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使财政收入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1994年财政收入5218.10亿元，1999年达到11444.08亿元。此后大约每四年就翻一番，财政收入高速增长，201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达10.37万亿元。财政收入增长长期超过经济增速。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公共财政要更加凸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义，让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惠及全体国民，这样才能平息人们对财政高速增长的质疑。1978—2011年财政收入变动情况见图1。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历史已接近尾声，短期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何时见底？2008年底启动的第一轮刺激政策作用时间有限，各项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自2011年就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下行周期。进入2012年以来，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结构性减税、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叠加，使得各项税收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财政收入延续了2011年以来逐月回落态势，继续下滑。
最近刚刚公布的2012年7月经济数据，更加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形势的担忧。2012年1—7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448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5%，增速比1—6月回落0.3个百分点。2012年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3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1—7月的月度同比增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7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287.3亿美元，增长2.7%。其中，出口1769.4亿美元，增长1%；进口1517.9亿美元，增长4.7%；贸易顺差251.5亿美元，收窄16.8%。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401亿元，低于此前机构预测的6838亿元，创下了自2011年10月以来十个月新低。2012年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677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5.4%，增速比1—6月回落1.2个百分点。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略高于临界点。7月新订单、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49%、46.6%，比上月下降0.2、0.9个百分点，反映未来生产和出口形势均不乐观。2012年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1—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1%。
中央政府意识到整体经济形势的严峻性，“稳增长”成为当务之急，鉴于近期CPI同比增速回归至2%以下，货币政策开始进一步放松，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无疑这些都有助于挽救经济下滑态势，预计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见底并小幅回升。同时要引起人们警惕的是，地方刺激政策可能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进而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要更加注重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收益与风险，审慎地推进才是正确的选择。
2012年财政收入增速减缓将不可避免。如果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年均7.5%的经济增速，并按照前几年平均的财政收入弹性1.06计算，2012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达到12.7%。这样看来，如果未来经济增速保持在7.5%—8%，那么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将是12.7%—13.5%。未来经济增速可能在长期内保持8%左右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也不可避免会降到一个中等速度，可能会导致缺乏足够多的超收甚至超收缺失。这意味着缺乏足够多的动机来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财政收入形势将不利于以后的改革。
财政部门需作些调整
以往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为中国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中国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不断加强。随着中国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未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将成为一种常态，对此我们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危机也可以带来转机，具体来说，财政部门未来也需要作一些调整。
1.树立周期性动态平衡的预算基本原则。以往的财政预算往往是静态的年度预算，不能很好地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或经济周期的冲击，导致预算执行陷入被动。一些大型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要改变已有的预算平衡原则，延伸预算周期，形成动态平衡的原则。这样，即使年度内出现赤字也并不可怕，只要在财政出现盈余时弥补即可，当前所设置的“预算平衡调节基金”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未来的债务预算甚至代际预算，平衡当期和未来不同时期纳税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以及税收负担，这是一种科学的平衡观。
2.更加突出支出的绩效管理。再多的财政资金都难以承担浪费的代价，更何况未来财政高速增长时代将结束。政府部门花钱要树立节约意识，更加强调结果导向，树立绩效观念。预算绩效管理可增强部门的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可以更好地改进政府管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绩效管理将从整体上推动政府行政效能提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3.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与货币政策调控总量相比，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服务于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大有可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后，财政要更加注重“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将资金投向一些重点领域，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改变以往注重物质资本投入的理念，更多地投向人力资本领域，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增强中国发展的后劲。
4.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当前的财政体制不允许地方发债，但是地方政府在各项行政考核下扩张经济规模，提高财政收入是其理性选择，预算软约束现象仍然存在。要更好地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扭曲决策，减少扩大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就需要从制度设计出发，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让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统一到中央的预期目标上来，实现真正的激励相容。未来，地方如果可以自主发债，可收到债务预算和资本市场的两重约束，加之目前预算公开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些都将会规范地方债务融资行为，也有利于地方支出结构的优化。
5.需求管理政策要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更多地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这种刺激政策很可能会造成以下一些负面后果，需要同时关注有效供给方面。一是刺激了国外需求，因而需要综合考虑出口给中国所带来的收益和财政所承担的成本。二是短期的刺激需求政策可能会透支未来需求，造成未来需求增长乏力，又会陷入到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上，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三是持续的刺激需求，很可能加剧中国的结构性失衡局面。中国经济的失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结构性失衡，需求不足和供给不足并存，有效需求不足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或消费来弥补私人投资或消费的不足，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不能同时从有效供给上下工夫，很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通胀的压力。四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必须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包括加大对技术和研发的投入及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引导企业和产业进行这方面的投入；扩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扩大就业。五是亟须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增强中国自主的粮食供应能力，减轻通胀的压力。
6.社会福利支出要适度增长。随着国民生活的不断提升，民众也增大了对社会福利支出的期望，政府顺应民意，也在不断地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标准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也一直在增加。但是西方发达国家频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提醒我们，要警惕“福利陷阱”。中国面临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严峻挑战，保持和国力、财力相匹配的福利支出，落实好已有的惠民政策，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