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活动，形式不拘一格，早先此类活动以娱乐为主，后来加入输赢钱财的性质，人们通过这种活动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或者金钱上的收益等目的，本质上是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而体育博戏则是人们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伴有赌注的博戏活动，亦属于博戏的一种，且其中的体育活动形式多样。我国古代体育博戏种类繁多，本文主要对投壶、弓射、投石、弈棋、竞渡、超距、拔距这几种体育博戏的治理进行初步探索。先简要介绍古代体育博戏的危害。
一、古代体育博戏的危害
《抱朴子》记载:“或有围棋樗蒲而废政务者矣,或有田猎游饮而忘庶事者矣。”《唐国史补》中记载“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都体现了博戏对官员的危害，沉迷博戏至此，何谈处理政务，国家政治必然受其危害。《宋史·贾似道传》中记载：“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元兵攻城，贾似道依然沉迷博戏，将保家卫国重任抛之脑后。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项多人聚赌对一人诈骗而使这一人输光钱物自杀的真实案例，这一案例生动地体现了奸诈之徒不事生产以博戏为手段依靠赌博轻而易举得巨额财富，及有人因赌博倾家荡产殒命的社会实况。更有人因赌博抢劫杀人，这种以通过博戏投机轻易得财的不良风气不仅使人贪婪成性、懒惰无为，不依靠正常劳动获取财富，更大的危害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
博戏除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安定产生极大不良影响，还对军队影响极大，士兵沉迷博戏败坏军纪，使军队战斗力下降等等。这些不良影响可以说是伴随着从春秋到清代体育博戏的整个发展过程，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博戏的种种危害，对博戏的治理也就相伴而行。
二、我国古代体育博戏的治理措施
博戏从春秋战国时产生到南北朝时为士人所批判，体育博戏也是一样，自唐起到清末也多有明令禁止，但体育博戏在此过程中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种类形式不断创新，上至宫廷帝王下至民间妇孺都深受博戏影响，尤其是弓射博戏，历朝历代都对其多加推崇。但博戏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极大，统治阶级对此多有禁止，在此就各朝各代对体育博戏的治理进行初步探讨。
(一)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体育博戏的治理
春秋战国时期，体育博戏已有所发展，关于对其态度史料较少，但可以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政府一般对于弓射的态度是宽容的，为了提高军事实力甚至是鼓励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乃命军士将箭穿层甲，抬到楚共王面前，养繇基和潘党一同过去。众将将两人先后赌射之事，细细禀之楚王……尽收繇基之箭，不许复射。”从众将主动向楚王禀告养繇基与潘党赌射的行为中可知楚国统治者并不反对弓射这一博戏活动，楚王怒禁养繇基射箭行为也是因对其的不知收敛的脾性不满。而从《韩非子》中：“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可知李悝为了提高民众射箭能力，以射箭胜败为决断诉讼的依据，这种行为虽不公正，但李悝身为郡守以此为令可知政府对赌射行为是没有明令禁止的。但《七国考》中却有：“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这样的记载，据说，此记载为董说自《法经》中所引，可知当时政府对其余博戏虽未颁布明确的禁令，但基本态度是抵制的，作博戏要罚金，太子博戏更是要受笞刑。
体育博戏在秦汉时期快速发展，博戏种类丰富，极受统治阶层喜爱，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气，甚至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
《太平御览》中记载：“孝文帝时，吴太子侍博争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吴太子，杀之。”“倪宽为汉司农卿，与太子博，争局，犯罪而还。”都是讲统治阶层在进行六博时发生冲突，从侧面反映了六博在统治阶层极为流行。还有宣帝用官位来偿还在民间时因博戏而欠下陈遂的债务。可看出汉代统治阶层都极其喜爱体育博戏。《汉书》中记载：“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其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可知，汉代对博戏也有处罚令，而从统治阶层自身对博戏的狂热程度来看禁令推行的效果并不会严格。士大夫阶层对博戏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博戏影响社会秩序，危害生产劳动，司马迁称之为“恶业”，贤良文学们在盐铁会议上也表达了对博戏甚是不满。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政府对体育博戏有少许的禁令，但整体上的详细法令法规却极少。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体育博戏的治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体育博戏形式多延续秦汉，创新较少，受到部分统治者喜爱，在这一时期士人追求无拘无束，体育博戏成为很好的消遣工具，社会上享乐风气盛行，平民百姓也受到一定影响，甚至皇帝用博戏奖励官员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三国志·魏书》记载：“桂性便辟，晓博弈、蹴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孔桂因擅长蹴鞠而受到曹操的喜爱。《册府元龟》中记载：“刘毅当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此场景是出现在皇帝犒赏刘裕征讨卢循得胜的宴会上的，“一判应至数百万”可以看出当时樗蒲豪赌的盛况。《晋书》中有记载桓玄看上了别人的宅院想用樗蒲赌博赢过来。
(三)宋元时期对体育博戏的治理
宋元时较之隋唐对体育博戏的处罚(除弓射、投石)更为严苛，但宋代的禁令仅起效于他们的统治前期，且在中后期禁令由统治者带头打破，在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博戏发展也有了更好的基础。而在元朝对于博戏尽管有明确的禁令，但元朝统治者为游牧民族，禁赌成效也十分一般。
《宋史》记载：“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庆元条法事类·博戏财物》记载:“诸博戏赌财物或停止、出九、和合人自首，若地分千人获者在席，及停止、出九、和合人所得之物悉给之……”“告获开柜坊，停止、博戏财物……钱一十贯。”关于博戏的处罚金额可谓明细。《日知录》中：“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玄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玄之诘问，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记载萧玄之考中进士，因早先赌博被革除功名并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说明在真宗时期，对禁令的实行还是较为严格的。
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有宋神宗在宫内与王颢嘉、王頵赌球的场景，《宋通鉴长编记事本末》中有州刺史刘继宗与人赌射的场景。《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描写了民间博戏流行的盛况，《护法论》中记载博弈好斗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
三、小结
千百年来，体育博戏都占据博戏的一大部分，它同其他众多博戏一样受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古代社会对体育博戏的治理从春秋到南北朝时的几乎无禁令，到从唐至清的法律条例逐渐发展完善，对体育博戏的宽容范围也愈来愈大，个人认为原因有以下：一为统治者自身，虽然有一些较为贤明的君主不受博戏影响，但绝大多数帝王都对其甚为痴迷，尽管国家多有禁赌法令，但帝王带头纵赌的行为无疑是对禁令的一种否定，再有法令虽严但禁赌时不能依法办事效果并不理想;二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唐朝起经济发展有质的飞跃，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娱乐生活更加丰富，故统治者多采取“疏”的方式对待体育博戏;三为历代王朝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和民众武力，相较于其他博戏来说，对武艺博戏较为宽容，弓射博戏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更是在各个朝代都受到鼓励。
对于这些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重要部分的文化活动，应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它们，将积极的体育文化活动加以保留推广，对其影响人民正常生活、对自身、家庭及社会造成危害的部分加以摒弃，从而使传统文化活动发挥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战国)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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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外篇[M].四部丛刊景明本.
[5]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冯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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