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源自拉丁语，指在劳动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进行其他活动。闲暇教育在于追求个体自我实现与本体价值，从而使人获得愉悦情感的一种教育活动。闲暇教育也可视为一种精神劳动，而劳动和劳动教育是人存活的自然手段[1]。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更多地被理解为“体力劳动”教育。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能够获得基本生存能力，满足物质生活所需。在应试教育的浪潮下，人们对劳动教育概念不全面的理解，导致劳动教育呈现弱化、异化的现象。纵观我国的教育历史，究其核心问题是由于没有通过教育的形式平衡闲暇与劳动的关系，导致对个人生命情感中劳动教育带来的多元性以及闲暇教育带来的哲理性缺乏关注或顾此失彼。因此，既要深刻理解劳动与闲暇的关系，同时也要明晰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内在逻辑，正确把握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的融通之处，以期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一、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合理性关系
人类社会早期，人们通过“男耕女织”的劳作方式使闲暇与劳作无意识地自然结合。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我国教育形式演变为“庠序之教”。学校是“习射”“养老”的地方。在春秋时期出现“六经”“六艺”课程，“家训”“女红”等被视为进行闲暇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学记》中提出“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2]的教学观，说明闲暇教育和劳动教育之间存在合理性关系。劳动创造美好生活，闲暇则是个体在自由状态下追求愉悦情感体验与终极价值的自我实现。人类个体通过劳动教育习得劳动技能、培养劳动能力以解决生存需要，随后才有闲暇时间进行自我升华，彰显生命价值与个性光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只有满足低级需求以后才能产生高层次的需要，最终达到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3]。而“归属与爱的需要”“自我价值的需要”则统合于闲暇教育之中。由此看来，闲暇教育和劳动教育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自觉统合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
马克思认为劳动决定闲暇，闲暇对劳动具有创造作用。劳动为闲暇提供物质基础，催生出新的闲暇需求，创生出新的闲暇方式;闲暇教育则可促进劳动者知识结构的更新，为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4]。劳动、闲暇、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四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劳动教育主要用以解决生存需要，闲暇教育则为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总而言之，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以人作为教育对象，通过教育的形式使人们在劳动之余利用闲暇时间统筹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交融互通中进行自我升华，彰显独特的价值。
二、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合理性关系的逻辑审视
人性谋求的是不仅胜任劳动还能享有闲暇，人不仅是闲暇者同样也是劳动者。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要因素。教育作为维系闲暇与劳动的沟通手段，将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深深交织联结，共同作用于人的认知与实践层面，体现出两者独特而共有的价值。因此，研究将从发展态势、实践逻辑、价值驱动三方面说明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关系的合理性。
1. 发展态势：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联结
纵观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的发展，劳动主要由“被统治阶级”承担，呈现出只有体力劳动而无自由闲暇时间的行为表征;而拥有闲暇的“统治阶级”则被赋予“有闲阶层”的特权。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劳动与闲暇在没有教育的引导下逐渐“异质化”。劳动是异化的劳动，扭曲为对廉价劳动力无休止的剥削与占有。闲暇沦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权贵身份的象征。闲暇时间的肆意挥霍成为统治者炫耀社会地位的常态，劳动和闲暇呈现相分离的现象[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闲暇教育常常存在于“有闲阶层”用于追求愉悦情感，劳动教育则多倾向于“体力劳动”，由此导致“体脑分离”的畸形劳动观产生。随着工业化机器制造的发展，单线向度的“机器人”[6]引发对于劳动教育与闲暇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长期的观察与探索中，深刻剖析了劳动与闲暇的对立弊端，明确了完整的人不仅需要拥有劳动还要拥有自由支配闲暇的时间，劳动决定闲暇，闲暇对劳动具有创造作用。1995年，我国开始缩短工作时长实行“五天工作制”[7]。人们逐渐从无休止的单纯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实现了拥有闲暇时间的权利。在发挥人的优良本性的预期状态下，拥有闲暇时间的劳动者将拥有更多的机会促进个体发展与提高生命意义，从事系列精神活动的同时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然而缺乏教育的闲暇时间成为滋生不良社会问题的“温床”，斗殴酗酒与抢劫谋杀的频率增高，劳动教育中逐渐出现对于“脑力劳动”的歧视与边缘化。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实现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必须统筹物质与精神实体，劳动教育的内涵不仅在于传授劳动知识与劳动技能，更应彰显劳动精神与劳动品质的价值。而人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逐渐摆脱外界束缚、对自己本质的占有过程。闲暇教育则是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实现人的完善与发展，对理想状态下“德性”的呼吁。
2. 实践逻辑：生产资本和生活资料的配置
资源分配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的运行手段与分配形式。生产资料不仅包括土地、森林、河流、矿藏还包括自然、资本、科学技术等等。生产资本与生活资料的占有比背后彰显的是劳动与闲暇的配比，反观的是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关系。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在基本劳动后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会产生对高级心理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精神需求为闲暇教育的实施提供可能。劳动教育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引导人们的生产分配，闲暇教育则在统筹物质与精神实体理念下引导人们消费资料的分配。人们按照各自的价值判断标准将自己的闲暇时间按照一定的比例合理分配到劳动和闲暇上，有利于优化资源分配结构以及维持社会公平。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在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下相辅相成，为人们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模式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判断。构建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合理性关系，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因为社会阶层而导致享有社会资源不均等的问题。劳动教育使人在所属阶层贡献自己独特的价值，闲暇教育则使不同阶层的人合理享有闲暇时间、优化闲暇方式。在“劳逸结合”的状态下，人们利用闲暇时间沉思本质获得愉悦的情绪体验，有助于改变阶层固化的社会现象。
人性具有堕落的可能和升华的倾向，物质水平的提高与闲暇时间的富足并不代表闲暇质量的提高。闲暇时间增多意味着社会改变的潜在可能性增大，也就意味着社会存在的不安分因素增多。劳动教育可以改变人们“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状态，减少社会中滋生的“啃老族”等不良现象。劳动教育的引导可以使人们逐步树立起“劳动意识”的同时培养“劳动精神”，养成“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优秀品质，这有利于减少“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空想主义”等不良品质。其次，通过闲暇教育教会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追求精神上的超越与人性的不断完善[8]，激发出人性中本来存在的“善”抑制人性中潜在的“恶”。合理利用闲暇时间通过“自省”与“沉思”等方式进行自我提升，减少用于浪费和贪图享乐时间。当闲暇教育的内需与劳动教育的外需达到供需平衡，社会中的不安分因素将得到控制与改善。
三、建构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合理性关系的路径
1. 缔造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交融互通的育人环境
劳动与闲暇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缔造育人的文化环境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熏陶，发挥“人师”特质，运用教师的人格魅力进行言传身教，有利于培养学生优良“德性”的品质。针对人才素质结构而言，劳动能力是个体安身立命之本，而闲暇教育中对于“德”的塑造是个体为人处世之道。首先，建构外显的文化环境创设方面需要从认知层面弘扬劳动文化与闲暇文化。利用浸入式教育影响学生对于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情感认同。通过搭建社会实践平台让“未来产业工人”在真实的劳动参与中感受劳动，树立“劳动意识”、习得“劳动能力”、培养“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开展闲暇教育主题活动，培养优良品质、艺术修养、道德品行。其次，营造内隐的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的文化氛围，发挥教师学生的协同作用。利用互联网搭建网络图书馆、智慧校园等平台，通过课堂派MOOC、宣传短片等形式，使学生全方位深入感知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重要性与价值。同时，教师可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发挥“经师”与“人师”的人格魅力，深远持久地影响学生对于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认知水平。秉持“经师”身份在课堂传道授业解惑中加深学生的知识储备;通过“人师”身份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心理发展中利用学生“向师性”的心理特质，在“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教育理念驱动下，优化作为师者的道德修养与行为方式，为学生塑造可模仿的榜样行为。
2. 信息技术赋能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课程开发
信息技术赋能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课程开发，实现现代新兴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规定，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设置为必修课程[10]，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被纳入党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随着新兴技术与社会服务的变化，闲暇作为劳动之外的合理性存在，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的构成呈现新形态。首先，劳动教育课程中应秉持“劳动育人”理念，以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潜移默化与深远持久中塑与培养劳动品质。同时，劳动教育课程整体构建下融合现代新兴科学技术，在虚拟的劳动参与中强化实践体验与创新意识，拓展劳动教育的内涵从单纯强调知识技能上升为注重品质与精神。如可利用STEAM创新实践课程提高综合实践能力、VR浸入式职业体验课程在打破时间与空间的虚拟场景中体感交互[11]，从知情意行中拓展操作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加强原理质性知识的运用。其次，应组建有效的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课程开发团队，在理论指导下厘清课程目标定位、深化课程内容的实用价值与人文价值，发挥课程体系的整体功能，建构课程与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还应在劳动教育和劳动教育课程设计上，形成传统教学与“慕课”“SPOC”等融合设计，提高学生兴趣并发挥混合式教学效果;同时形成以“翻转课堂”“STEAM教育”“微格教学”等新兴课程设计，运用现代技术辅助教学，提升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教学质量。最后，闲暇教育课程建设也可采用校内课程渗透模式，在原有基础课程上渗透闲暇教育课程内容。立足于学生整体发展，寻求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课程内容的交叉联合与联动共享，侧重于学生的人格塑造、道德品行与价值观培养的人文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实践操作能力等，不断提高教育境界与发扬深耕教育的意义价值。
3. 立德树人前提下的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师资培养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担。习近平同志从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锋与经济全球化下人才争夺背景提出“立德树人”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提出了教师的理想信念、思政引领、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情操等目标，明确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原则与教师队伍建设的神圣职责[12]。为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师资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首先，加强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教师的顶层设计，利用科学理念凸显专业引领。思政价值引领下更新教师观念，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内化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从“德才兼备”与“为人师表”中塑造教师角色。通过“慎独”与“自省”，加强自我规范、提升内在修养，在观念层面具备精湛的传道情怀与崇高的人文关怀，在知行合一中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育人”“以仁待人”。其次，通过人才培养、聘请职业院校客座教授或教师轮岗等方式保证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师资来源，加强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规范建立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专业标准，构建相关课程价值体系。改变“论资排辈”的教师隐性晋升现象，积极调整教师研修比例，不断促进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在教育领域既要“专精”也要“广博”，不断开阔视野与提升格局。在课程与教学论理论指导下，积极推动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融合课程模式的探索，提高吸收和整合其他领域相关知识的能力，大胆创新新型课程模式。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使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合理性关系具象化。再次，强化岗位实践锻炼，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深入基层体验劳动与闲暇，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夯实教育教学技能，坚定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与荣誉感。最后，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建立健全闲暇教育与劳动教师评价体系。合理筛选评价要素指标，科学赋予指标分值权重，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积分制[13]，注重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教师科研与教学、师德与绩效、素养与能力，采用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辅相成的全方位评价体系，引导教师走向卓越。
参考文献
[1]王连照论劳动教育的特征与实施[J]中国教育学刊, 2016(07):89-94.
[2]高时良学记评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03-118.
《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关系研究》来源：《教学与管理》，作者：刘策,邓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