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嘉莉妹妹》是德莱赛自然主义的巨作，其揭露的现实中有着消费主义的影子。本文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借鉴马尔库塞、鲍德里亚、凡伯伦等人的观点来探讨这部小说中诸如虚假需求、符号价值、大众传媒的消费元素，以及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单向度思维，以此来揭示嘉莉妹妹在小说结尾获得名利之后仍感到孤独、迷茫、失落的原因。
关键词：核心期刊发表,嘉莉妹妹,消费主义,单向度思维,迷茫
在德鲁埃和赫斯特伍德的帮助及自己的努力下，嘉莉妹妹迅速成名，收获了名利和众星拱月般围绕的男人。她理应感到快乐和幸福，但是在小说结尾的时候，嘉莉仍然感觉孤独、闷闷不乐，甚至被一种恐惧感所困扰。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状态?根据鲍德里亚、居伊・德波、马尔库塞等批评家的理论，这种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原因：
一、迷失于消费社会的虚假表象中
19世纪科技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装修豪华的百货商场的出现。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扩大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其表现就是消费物品及消费场所的激增。广告、展示橱窗、室内灯饰装潢等的出现使得购物这个曾经专属于中产阶级妇女的主要事务，变得不再单纯是为家庭付出的一项劳动，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种诱惑[1]。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容易被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所欺骗。赫伯特・马尔库塞评论称虚假需求是社会某种利益施加给个体的。这种虚假需求包括社会普遍需求中的大部分，如对于休闲的需求、娱乐的需求、根据广告推荐进行的购物和肢体反应、随大流来决定自己的喜好等。这样的需求“具有一种社会内容和功能，由外界力量所操控，而个人对此毫无掌控力。”[2]嘉莉妹妹在追求名声、地位和金钱的过程中也被这种虚假需求控制了头脑。她把舞台上的掌声、金钱和绚丽的服装认定成了成功的代名词。
在嘉莉妹妹对华服的向往中，服饰的两种功能表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同时也表现出了相互影响的趋势。服饰不仅是“躯体的一个元件，或者至少是进行社交活动的躯体及存在的一个元件，”而且还是“进行价值交换的一个社会元件，这种价值交换里面包含了个体在社会等级机制中的地位”[3]。服饰的丧失或降级具有使人的价值迅速降低为零的危险性。彼得・斯塔利布拉斯在《马克思的外衣》一文中提出了物品的拜物性及商品拜物教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个体或集体赋予了物品重要的甚至神圣的对于个人或者集体的意义，后者指的是从物品中抽象出来价值，并且在评估该抽象价值的过程中将其上升到了经济的层面[3]。从本质上讲，前者体现、物化个体，后者抹去个体的存在。
斯塔利布拉斯说服饰传达了其金钱价值和歧视性比较，但是最重要的是传达了个体和主体性的概念：“拥有自己的大衣并穿在身上，这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存在，即使自己对于过去和未来积虑重重。[…] 我们就是以诸如服饰、寝具、家具等物品为原材料加工了一个人生;它们都是辅助材料，一旦失去，个体就不复存在” [3]。德莱赛在该小说的开头部分介绍德鲁埃的时候就引入了这个“没有华服就没有存在”的逻辑：“让我来描述他这种人能讨人喜欢的举止和手段有哪些最突出的特点吧，以免我们错过了这一次，以后再也碰不到这种人了。首先当然是鲜亮的衣装，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可就一钱不值了”[4]。这句话指出了服饰的重要性，没有了精致的服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就烟消云灭。这对于赫斯特伍德来说尤其适用。接近小说结尾的时候，赫斯特伍德问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他应该去哪里才能找到工作，这个场景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没有华服就没有存在”的逻辑，潦倒落魄的赫斯特伍德此时已经丧失了社会中的身份：
“办公室在那边台阶上面。”蓝衣警察说。这位警察的脸色并没有显露任何偏袒，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同情罢工工人，憎恨眼前这个“工贼”。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同时感受到了维持秩序的警察的尊严和作用。这一职责的真正的社会意义他从前做梦也不曾想过。他没有那个头脑。这两种感情在他体内搅缠在一起―互相抵消，使他中立。他可以奋力保护眼前这个人，就像保护自己一样，然而他只能维持秩序;脱掉这身制服，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立场[4]。
这段文本体现了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服饰的重要性。正是警察身上的制服展示并物化了这个警察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当警察问赫斯特伍德是否是个电动机操作员或者做其他职业的人时，赫斯特伍德回答道：“不，我什么都不会”[4]。德莱赛在原文中使用的是“虚无、毫无价值”这个词，即“我什么都不是”。很明显，这里赫斯特伍德已经毫无社会价值，其社会存在被彻底地抹煞了。
后来赫斯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工贼的职业，他衣衫褴褛，睡在肮脏不堪的毯子里，这时候的赫斯特伍德只剩下了躯体的存在。没有了金钱，他只能在列车码头里面过夜，曾经那个穿着剪裁时髦的西装革履的赫斯特伍德已经变成了破布包裹的模糊不清的形象。因此，在嘉莉妹妹的故事中，不仅存在“没有华服就没有存在”这种逻辑，也存在服饰到零存在的变迁。
嘉莉妹妹评价人的标准正是依据上面提到的服饰可以体现个体和主体性这个观点。她“很注重自己的美貌，很能领会人生中美妙的乐趣，渴望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且“异想天开地梦想着某种模糊而遥远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来征服这座城市”[4]。 在她尚未对芝加哥这个大城市有了充分了解之前，她脑海里就在勾勒这样的画面了：一个成功人士必须是穿着体面，住在高档公寓，经济来源稳定。这些就是她对于德鲁埃和赫斯特伍德是否有价值的评价标准。
在去往芝加哥的火车上，推销员德鲁埃试图向嘉莉示爱，嘉莉很谨慎地在私下里仔细地观察他。对她来说，男人可以根据一种“穿衣哲学”来划分不同层次，这种哲学也为大多数女人深谙“男人的衣装上隐约有一条说不清道不明的界限，为女人区别出什么穿着的男人值得一顾，什么穿着的男人不屑一顾”[4]。德鲁埃显然符合值得一顾的那一类，他当时穿着一套崭新的西装：“外衣袖口露出一截亚麻衣袖，也是白色间粉红条纹的，扣着黄灿灿的镀金大袖扣，袖口上嵌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链子上还挂着共济会那神秘的会徽。整套衣服穿在他身上有点儿紧绷绷的;他脚下配的是一双厚跟的棕黄色皮鞋，擦得铮亮;头戴一顶灰色浅顶软呢帽。”[4] 相比之下，嘉莉当时却因为她的简朴衣服而羞愧：“她由于看到了德鲁埃华丽的外表而产生的自卑暗示了她性格中同样存在着很强烈的无价值感”[5]。用凡布伦的话来说，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歧视性比较，有关这个概念，随后会有更多的探讨。
就这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当德鲁埃给她讲述芝加哥的魅力时，她很快被他吸引住了。此外，德鲁埃鼓鼓囊囊的钱包也未能逃脱她的眼睛：“那只鼓鼓的钱包，那双铮亮的棕黄色皮鞋，那身漂亮的新套装，还有他举手投足时的那副派头，在她脑海里模模糊糊构筑起一个富有的世界，而她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无论他做什么，她都会喜欢的”[4]。
当嘉莉刚到芝加哥的时候，听从别人的建议她去百货商场寻找工作。但是在那里，敏感的嘉莉感觉到了商场销售女孩对她的评头论足，羞愧难当。她对于华服的憧憬是如此强烈，因此当她生病失去了工作、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她的姐姐米妮和姐夫对她毫无任何同情帮助的时候，她转身投入了德鲁埃的怀抱，尽管她的良心告诫她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回家显然不是她期望的，因为她强烈地向往变成跟那些衣着华美的女演员一样出名和成功。
她对于赫斯特伍德的价值判断简直如出一辙。当德鲁埃没有表明想要立即迎娶嘉莉妹妹并且还很不体贴的时候，嘉莉有了强烈的身份危机，在赫斯特伍德那里她感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支持。除之以外，赫斯特伍德地位还更好，比德鲁埃穿着也更得体高档：“他那簇新的衣服格外华丽。外衣翻领的硬度刚刚好，看得出是优质的衣料。外衣里面是华丽的苏格兰呢马甲，钉着双排扣珍珠色圆纽扣。他的衣着虽然不如德鲁埃抢眼，但嘉莉看得出，那衣料却是十分雅致的”。[4]
由于深受这种“没有华服就没有存在”逻辑的影响，嘉莉妹妹也热切渴望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得高贵华美。其实当她刚来到芝加哥的时候，这种愿望就已经在她心里熊熊燃烧了起来，那时候的她已能强烈地感受到内心对于新颖夺目华服的渴望：“每一个柜台都是一处炫目迷人的展台。那精致的拖鞋和长筒袜，镶着美丽饰边的裙子和衬裙，各色各样的花边、缎带、发梳和花包，这一切要是都能拥有，该多好啊。她痛切地感到，这些东西自己一样也买不起”[4]。当她穿上花德鲁埃的钱买了的新衣服时，她觉得自己简直是美极了，而且浑身充满了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感觉自己已经符合了当时流行标准时的安全感，嘉莉妹妹感觉她已经摇身变成了一名上流社会的淑媛。她确信有了这样的衣服，再加上一份工作，她肯定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和名誉。
正如上文所说，服饰具有一种物质和个体化的拜物力量，能够传达过去和身份。但是，这只是拜物教的一个方面―用斯塔利布拉斯的话来说就是拜物主义，即物品体现个人价值。伊拉希说这种拜物教或拜物主义会被消费拜物教或商品拜物主义所吞噬;换句话说，消费拜物教使得个体身份的物质性被转换成了非物质价值，因此个体有被抹煞为零价值的风险。一个个体因而有了和物品相同的命运：“如果一个人推翻了消费和展示的平衡性，他或她的命运就如同经历了拜物主义到商品拜物主义转换的物品一样：此人的价值会被抹煞，变得分文不值。在赫斯特伍德身上，这种抹煞是表面和生理层面的;在嘉莉妹妹身上，则是符号和社会层面的。”[3]
对于嘉莉妹妹来说，“尽管她获得了华服―满衣柜的衣服―但是她得到这些的同时个体也被转化成了一个抽象的价值”[3]。一方面华服具体体现了她的价值，另一方面她的个体却被抽象成为了这样一种价值：她变成了去看戏剧演出的观众眼中一种崇拜欣赏的商品。最初嘉莉妹妹在跟舞台上其他女演员比较的时候发现她们享有特殊待遇而且拥有言听计从的观众，但那时她的价值是不值一提的。虽然后来她获得了这种特殊待遇和言听计从的观众，她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抽象转换成了“无价值”，通过物品展示的个体价值又变成了隐形的，因为她的价值已经变成了非物质层面的：她对于戏院来说是一个广告，对于居住的旅馆来说是一个招牌。“美国新发展起来的百货商场的城市空间对于嘉莉所处的社会位置来说是一个生动的展示，她处在物质价值和抽象价值之间，在华服和无价值之间，在时尚建构起来的个体和商品拜物教抹煞的个体之间”[3]。
当嘉莉对于物品价值越来越明晰的时候，她也越来越明白自己也可以被转换成抽象价值。在这个大都市游走的日子里，嘉莉经历了个体对于物品的崇拜―这种物品往往和过去紧密相关，是过去匮乏的东西―到商品或价值的抽象拜物主义直接的转换[3]。对和过去紧密相关物品的崇拜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嘉莉每当想起父亲那个沾满了面粉的外套，就会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就会迫切渴望商场里的华服，可以体现交换价值以及社会地位的华服―这种价值其实就是凡伯伦所说的歧视性对比的价值[3]。
这种转换最初的某个开始便是嘉莉妹妹在鞋厂工作的日子。她体会到那些让她心心念念的华丽服饰制作环境竟是如此的艰苦、制作过程竟是如此艰辛。一方面是残酷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与百货商场闲逸无比的氛围相比，嘉莉妹妹姐姐家里却充满着父权制的家庭气息。嘉莉就这样被困在工业生产的艰难和姐姐家的穷窘之中。在姐姐家里，嘉莉面对的是衣着简陋甚至丑陋的人，她的姐夫总是穿着他喜欢穿但其实很不堪入目的一双黄毡拖鞋。下着冷雨的那天，姐姐米尼把她褪色的旧伞给嘉莉时，嘉莉拒绝使用这样破旧的伞，而是径直去了一个百货商店用她所存不多的钱给她自己买了一把新伞。可见嘉莉妹妹对外表的重视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因此，在被困于令人恶心的工厂环境和穷苦不堪的家庭环境之后，嘉莉妹妹在德鲁埃那里看到了出路，德鲁埃给她钱、衣服和装修妥当的公寓，这些都是嘉莉妹妹内心里渴望的。这时候嘉莉妹妹对于人与人之间价值的差别有了初步认识。德莱赛这里在描绘嘉莉对于个体价值的认知过程中，也展示了一套赤裸裸的价值对比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层级上。当嘉莉离开工厂后来偶遇工厂的一个姐妹时，她感觉到在她们之间似乎已经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了。此时，嘉莉已经深刻认识到她所穿华丽衣服的符号价值，但是这进一步将她推向了消费社会单向度的思维模式：穿着体面华贵才是社会上流人物的标志，有了这种标志才可以拥有社会价值。 另外，嘉莉将她的服饰与德鲁埃、赫斯特伍德、百货商场售货小姐、万斯夫人及百老汇大家衣着时尚的女士们相比，体现了凡布伦所说的“歧视性对比”的概念。托斯丹・凡布伦1899年给出了此专业术语的解释：“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力争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这种对比可以将人们划分到不同的价值等级中去”[3]。在凡布伦所指的品味的金钱标准中，歧视性对比将人的价值物化成了其所着服饰的价值。嘉莉对于服饰此时的理解正印证了凡布伦的解释。嘉莉妹妹开始将她的服饰与万斯太太的作对比，敏锐地觉察到赫斯特伍德在和万斯太太说话时候似乎更加机敏和奉承，嘉莉发现万斯太太的衣着更加华丽，她的甚至远远比不上万斯太太的。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情况后，嘉莉不由得忧郁了起来。显然嘉莉此时已经受到歧视性对比逻辑的控制，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服装或者说个体价值相形见绌，还敏感地意识到赫斯特伍德对此也心知肚明。
这种歧视性对比在嘉莉和万斯太太漫步百老汇大街时更加明显。嘉莉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服饰的社会价值及赋予个体的价值。百老汇大街男性的目光刷刷落在女人包括嘉莉身上，在这种歧视性对比的环境中，嘉莉被自己拙陋的衣着所深深刺痛：“满大街都充斥着一种富足和炫耀之气，而嘉莉觉得自己与之格格不入。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万斯太太的仪态和风度，因为人家漂亮。她清楚，许多人一眼就能看出她穿得不及万斯太太，这一事实令她难以接受，使她痛苦万分。最后她发誓，不打扮得漂亮点儿就决不再到这儿来。”[4]嘉莉领悟到了服饰具有价值衡量的作用，无比渴望拥有更多的物品，以便像万斯太太那样拥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对百老汇大街的时装秀来说，服饰更多的是显示穿戴它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品味，而非显示其实用价值。她不仅在衣着方面十分敏感，而且在觉察哪些是德鲁埃欣赏且是名媛标志的女性行为举止上也目光敏锐。擅长表演的嘉莉很快就学会了这些上流女士得体的衣着和言谈举止。
小说中歧视性对比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鲍德里亚提出的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模型模仿：“如暴力因素一样，诱惑和自恋的各种形式也都已经由大众媒体提前制造好了，这些形式构成因素是形似的符号(例如女孩子要想变成碧姬・芭铎，她们必须通过发型、红唇或者衣着的亮点脱颖而出，也就是说，拥有碧姬・芭铎的同样特征)。每个人都其实在向着偶像的模样打造自己”[6]。正如鲍德里亚探讨的自恋一样，嘉莉自身也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女演员的新闻和广告、商店的橱窗以及百老汇街上时髦的人群源源不断地向她展示这上流社会女士的美景。所有这些都为嘉莉提供了供她模仿的模型，于是诞生了一颗新星―麦登达小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假名字似乎暗示了嘉莉演艺生涯及身份的虚假性。
除了歧视性对比，炫耀式消费也在服饰中得到了体现。凡布伦在德莱赛写作这部小说的同一年提到“脱离工业社会的劳作这个渐进性的过程通常都是从妻子不需要工作开始的”。这种无需工作闲逸生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服饰，凡布伦说：“女士的礼帽越优雅，其佩戴后就越不便于工作，这比男士的高帽子表现的更加明显”[3]。此外，“那些钱途无量的人衣着打扮都尽显他们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7]。
炫耀性铺张浪费的逻辑不仅引导着人们衣着，也影响着其他方面。凡布伦说购买奢侈衣物的人们出发点大多是要遵循圈内人物约定俗成的打扮或者达到公认的品味和名声的标准[8]。炫耀性挥霍钱财能有效地证明自己财富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另外，优雅昂贵的衣着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是为了向观众传达其穿戴者必然无需工作，如此就演变成了有闲阶级的标志。高跟鞋、紧身胸衣、繁琐的裙子、长发都不是适合工作的装扮，但是凸显了其穿戴者的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穿戴此类服饰的多是被男人视为自己财产的女性，优雅的衣着于是更变成了彰显她们丈夫经济实力的一个标志。
但在《嘉莉妹妹》中凡布伦对于衣着的这种性别逻辑似乎颠倒了过来。在嘉莉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之时，赫斯特伍德却在卷公款逃走被追查出后日渐堕落，一蹶不振。嘉莉越发担心赫斯特伍德的寒酸衣着会给她带来不利影响。当万斯太太说要登门拜访时，嘉莉抱怨了赫斯特伍德的旧衣服，他在接待万斯太太的时候也羞愧不堪，而嘉莉此时更加羞愧，担心被其他上流社会的成员看不起[3]。但是考虑到社会习俗和她自身的经济状况，嘉莉无法将她的钱花到赫斯特伍德身上让他添置件新衣。或许她内心已经接受了父权制社会灌输给她的理念：女性即使开始自谋职业，也必须由其丈夫来支持生计。
嘉莉眼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漂亮的衣服。当嘉莉发现赫斯特伍德已经丧失了曾经的声望和地位、日趋堕落时，嘉莉决意寻找工作的转机。当她的薪水已经从十二美元升到十八美元时候，嘉莉最先想到的是给自己买件新的松宽短罩衫，尽管她的薪水在支付了房租后已经所剩无几。当赫斯特伍德提醒她他们还欠着小卖部和牛奶钱的时候，嘉莉拒绝支付除了衣服外的其他费用。尽管最后不得已支付了其中的一些开支，但她决意要把她的钱花到服饰上。嘉莉下定决心要离开赫斯特伍德。在她给赫斯特伍德的离别信中，嘉莉坦率地告诉他她需要买衣服，这是赫斯特伍德无法满足的愿望，嘉莉还说：“我愿意帮助你，如果我能够，可是我没法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又付房租。我要用我微博的薪水买衣裳”[4]。有了得体的衣服，嘉莉感觉才能保持和万斯太太一样进入上流社会，成为她渴望的理想的自己。
对服饰的渴望在百老汇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和万斯太太光彩夺目的外表对比一下越发强烈。但是嘉莉所不知的是，这种对于时尚的追逐永无尽头。正如凡布伦所说，服饰必须不仅为了炫耀而奢侈、复杂，而且要跟得上潮流。尽管尚未有理论解释瞬息万变的时尚现象，但是很明显的是新奇是必须的元素。每一次换季服饰的变换更是增加了这种财富的挥霍。服装的历次更新理论上来说应该比之前的都更加漂亮。但是凡布伦说，这种变化多端的服装风格实际上是一个因为担心在激烈的炫耀性竞争中被淘汰而求生的过程，这种战战兢兢的求生是永无止境的。国内传统或大众服饰相对更为稳定，不仅花钱少，而且能历久不衰，相比而言，时尚服饰带来的炫耀性挥霍在本质上是十分丑陋的[8]。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时尚的就是最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最时尚的有别于旧有的款式，部分是由于其能够建立声誉。殊不知时尚潮流所谓的美是转瞬即逝的，大部分都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因此，美这个概念是被人为操纵了的。有这样一种假设，即社区越是富有、流动性越强、人类之间联系越多，服饰上的炫耀性浪费就会愈加明显[8]。嘉莉尽管此时已经知道物品的符号性价值，但是仍不知晓时尚和美的转瞬即逝。对于服饰的渴望已经是欲壑难填，嘉莉被困在了这种商品拜物教中难以自拔。 二、迷失于符号价值中
本质上来讲，嘉莉追逐的不是华服本身，而是衣服的符号价值。鲍德里亚说：“你所消费的并非是物品本身(即其使用价值);你是在利用物品作为符号将你与普通人划分开来，或者将你归入理想的那类人中，或者将你凸显出来以便符合你所处的更高的社会地位”[6]。根据鲍德里亚的说法，这不是将物品的价值从其使用价值中剥离出来，而是“根据一个符号等级体系使得该物品通过与其他物品的不同凸显其价值”[9]。如此，物品便被物化为了符号。鲍德里亚的符号与德波的景观概念非常类似。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一书中，景观一词所指超出了电视剧上无法留下深刻印象的影像，它指的是人类对于历史、时间、阶层―简而言之，世间万物―加以操控后形成的景观对人的影响全部层面[10]。消费社会充斥的符号和影像之多史无前例。美丽的服饰、百货商店和金钱这些嘉莉渴望的东西仅仅是符号而已，是虚假的表象，它们之所以宝贵是因为能以其符号价值彰显嘉莉的社会地位，满足她的虚荣心，让她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上层社会，远离了穷苦不堪的社会底层的女孩子们。
嘉莉在成名之前就梦想成为百老汇大街上衣着优雅的女士的一员。尽管她名利双收、锦衣玉食，但是这个梦想注定是个虚妄的幻想。费瑟斯通说，消费社会的影像有一种去现实性的功能。在这个充斥影像的新型社会中，现实和影像的界限模糊不清，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概念：仿真世界或后现代文化。在这种超现实中，艺术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融入了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所有的事物都归并到了艺术领域的符号下，变成了美学意义上的概念[11]。
在探讨了有关服饰的这些命题之后，读者此时已经看到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嘉莉遇见阿梅斯之前始终没有看清消费社会的虚假表象。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结尾，成名后的嘉莉物质构建的自我是否如赫斯特伍德一样灰飞烟灭?或许阿梅斯给嘉莉的建议可以给出部分答案。阿梅斯乃博学之才，其知识和教育让他得以欣赏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层面上的欢宜之物，如文学和严肃剧。他建议嘉莉尝试严肃剧而非总是沉溺于庸俗的喜剧。嘉莉似有动摇，但是对于调整自己的人生轨道她有心无力。阿梅斯给嘉莉指出的是通往真正艺术人生的道路，而不是肤浅的掌声和金钱。然而嘉莉深受消费社会假象的影响，被社会的景观所迷惑，将华服、舞台和财富视为所谓的艺术人生，渐渐沉迷于光怪陆离的虚假影像，偏离了真正的艺术之路。
从另一个层面说，嘉莉的成名也使得她自己对于别人来说抽象成了一个符合价值。她苦心经营的那个麦登达小姐只是供这个社会消遣的一个影像，不是为了能够走上真是艺术之路的形象。伊拉希也说，嘉莉把华服的光芒错认为艺术的魅力了[3]。嘉莉陷入了一个价值交换的体系，在商品拜物教中物质构建的个体也已不复存在。
此外，消费如同教育一样，都有一种修正作用，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消费获得与富人们符号性的一致，但是这种平等地位只是形式上的：“通过对比，在这种同质性抽象化了的基础上，在言语、传媒自由搭建起来的抽象民主基础上，歧视的真正系统才可以运作―甚至可以运作得更加有效”[6]。因此，即使拥有了通往社会高层的阶梯，嘉莉仍无法适应名人的生活方式。她讨厌和那些谄媚逢迎的男人们出去，无法适应这个富人圈。或许这也可以在部分层面解释嘉莉最终为什么仍感到恐惧，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
再次，嘉莉讨厌那些讨好他的男人，或许也是在厌恶她自己，因为她曾经就做了两个这样男人的猎物。一旦她醒悟地认识到自己追逐的都是虚假的表象，一直饱受良心谴责的她不由得会有这种自厌之情。
三、迷失于单向度的思维中
消费社会中，追逐名利的人常常会忘记他们所渴望的其实是商品能将他们区别于众人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们是想获得梦想阶层中人们的认可：“在这种充满了焦虑的人际关系中，没有了实际价值一说，只有是否能融为一体的判断标准，人们思考的不是‘肯定自己’或‘证明自己’，而是将自己嵌入关系网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正面评价。这种获得认可的神话已经在各个角落逐渐取代证明自己的神话”[6]。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愈加突出的休闲和消费活动尽管曾大受欢迎，被一些人赞誉为可以引领更加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潮流，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这只是增强了思想控制的力量并且诱导人们不再思考更为完善的社会关系[11]。因此，“没有了超越，没有定局，也没有了目标：这个社会的特征就变成了反思的缺失，对于社会本身认识不清”[6]。
正是由于这种反思的缺失，当代社会的人们挥金购买商品却无法感到满足和快乐。迅速成名、物质丰盈的嘉莉就是鲍德里亚笔下缺乏反思的人们中的一个例子。这才是她为什么从梦想的艺术之路偏离，最终无法回到最初想要的宁静和自如。即使嘉莉意识到了她追逐的都是虚假的表象，她也无法对其生活做出巨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她只身一人无法打垮工业社会既定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以及变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单向度的架构。马尔库塞也曾说：“高等工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对那些寻找解放的需求的遏制”[2]。消费社会这种单向度特点有如下解释：
“大型运输和大众传媒的手段和方式、衣食住行涉及的商品、娱乐业和信息产业难以抵挡的产出都附带着既定的态度和习惯、特定的智力和情感反应，而这些附带的内容迷惑了大众的头脑，这是制造商窃喜不已的。具有这样“裨益”的产品走进了越来越多的各个阶层的公众生活中，它们携带的教导不再是宣传的内容，而是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深入人心。这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往都要好―因此既然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它拒绝大规模的改变。所以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得以诞生，在该模式的控制下，人们的理念、梦想和目标一旦超越了既定的言行规范，变会受到抵制和制止[2]。
因此，要改变现状，人们需要重新拾起批判性思维，改变已经将消费需求强加于人们身上、遏制并麻木了他们批判性思考的单向度工业社会系统。
总结 由此可见，嘉莉的孤独、担心和迷茫可以概括为这几个原因：她所追逐的其实是瞬息万变的虚幻;她渴望通过财富名利获得安全感和身份却陷入了消费社会的虚假表象里面难以找到真正的艺术出路。所有这些原因最终可归结为工业社会强加于人们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在这种所谓的民主的思维模式下，人们似乎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想要的东西，但是却在物质名利的追逐中无法自拔、汲汲于享受和消费得到的符号价值并且沉浸在歧视性对比和炫耀性消费中，从未思考过什么是他们真正追逐的，他们的思想又处在什么状态。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生活，做出改变。
至于困境的出路，德波提供了一些想法：一个是转向(detournément)：否定性思维或者推翻既定的逻辑[10];再者就是唤醒民众废除阶级概念，将工人们从被全方位控制的生活中拯救出来[10]。这种否定思维和变革意识或许会给陷入僵局的人们一些启示和希望。因此，嘉莉的迷茫和担忧能给消费社会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从嘉莉的类似困境中汲取教训，才能得以找到改变和抵制单向度思维模式的出路。
参考文献：
[1]McGuirk，Carol.Rev.of Just Looking：Consumer Culture in Dreiser， Gissing and Zola， by Rachel Bowlby [J]. South Atlantic Review. 51.4 (1986)： 153-156.
[2]Marcuse， Herbert.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3]Elahi，Babak.The Fabric of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Readymade Clothing， Social Mobility and Assimilation [M].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9.
[4] 西奥多・德莱赛著. 嘉莉妹妹 [M]. 王克非，张韶宁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5]Riggio， Thomas P. “Carrie’s Blues” [A]. In New Essays on Sister Carrie [M]. Ed. Donald Pizer. Beijing： Peking UP， 2007：2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