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同作为明代北方边境线上的“九边重镇”之一，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以京师防御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明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大同地区的防御系统，从而更好的防御来自蒙古势力的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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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北疆地区由于漠北蒙古的南下侵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明朝历代皇帝都把北疆防卫作为极重要的国家大政来抓。面对经常南下扰掠的蒙古铁骑，明朝沿北方边境修筑了一道长城，当时叫边墙，辅以沿线之军堡、关隘、墩台等，“盖城堡以便保聚，墩台以明烽火，边垣以限华夷。三者皆势所必为者也。究而言之，城堡为急，墩台次之，边垣又次之。”[1](卷321，P3423)构成了一道绵延万里的工事防御体系。作为距离蒙古势力最近的边镇，同时也位于入侵京师捷径上的大同，更多地受到蒙古军队的进攻。因而明王朝也不断加固其防御工事，增加军需补给。大同地区的防御体系同样由边墙、军堡、关隘、墩台等构成，着眼于防守、侦察和战斗的全面结合。同时，随着防御任务的变化，该地区的卫所也不断的进行着调整。下文将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建成和发展做一简要论述。
一、 洪武年间的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建立和加强
1. 洪武初年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建立
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二百人为千户所”。“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奉旨创立卫所，拨军守御”。[2](卷90，P2193)洪武二年二月，明将汪兴祖奉命“将宣武、镇武、昆山三卫士卒守大同，”[3](卷39，P785)这是明军在大同地区设防的最早记录。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明王朝一方面撤销和合并了元朝统治时期在大同地区设置的十多个重叠的或民稀事简的州县建置，最大限度地精简了大同地区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则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先后设置了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均为洪武三年置，治大同城)、蔚州卫(洪武三年置，治蔚州城)朔州卫(洪武三年置，治朔州城、东胜卫(洪武四年废东胜州，改卫)以及大同前卫(洪武七年置，治白羊城)等六卫，作为该地区的基本防御力量。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同防御力量的指挥，明王朝还于洪武四年(1371)初下令设置大同卫都指挥使司(治白羊城)，亦称大同都卫。在整修大同城的同时，对于大同地区的其他重点城池，如蔚州城和朔州城，亦进行了小规模的修葺。
洪武四年(1371)置大同都司，八年(1375)十月改名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领大同前、后、左、右、镇朔等14个卫，7个所，拥有官兵十万之众。大多数卫所驻地原本就是重要的军事防守要地或交通沿线聚落，有的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州县治所。新设的卫城主要有：大同左卫城、云川卫、镇朔卫、大同右卫、高山卫、平虏城、新广武城等。
明朝初建时，很重视对长城的修缮和加固。这期间，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些烟墩、烽堠、屯堡、关城、濠堑等，从而使长城发展为一道更为完备的防御体系。其中大同镇，管辖西起鸦角山(一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东至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全长647里的城段。沿边也分东、西、北、中四路。其中重要关隘有西路的平远堡、威远堡;中路的大同右卫、大石等处。而新修边墙，则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等筹备山西、北平边务，开始在山西境内大规模修筑边墙。
2.洪武末期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加强
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始，重点是对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充实和加强。首先，继“蓝玉党案”后，削夺边军将领的兵权，又将大批皇子分封于北部边防前哨。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朱元璋将其第十三子豫王朱桂改封为代王，同年八月就藩大同，并为其设置左、中、右三护卫。
其次，为弥补因调整行政机构和大量边民内迁而造成的大同地区农田大量荒芜和防御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派出以冯胜、傅友德为首的大批将领，前往山西的晋中、晋南地区，“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人)为军，免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垦田”。[3](卷220，P3225)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明政府正式下令在大同以东增设阳和天城等十卫，在大同以西地区增设云川、玉林等七卫，“皆筑城置兵屯守”。[3](卷225，P3295)
再次，随着大批卫所的增设，一个大规模的筑城活动亦随之展开。从洪武二十七年(1394)开始，明政府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先后在大同周围地区修筑了天城、阳和、高山、镇虏、云川、玉林、镇朔、定边、东胜等一批卫城。
二、永乐至成化年间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发展和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调整都司卫所等边防体制中的组织架构。同时，对于边境防御设施的修缮和维护也没有停止，大同镇长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修建。
1.永乐年间大同镇的设立
永乐时期，明成祖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重建防御体系，主要就是都城北迁，这样使北平由原来的防御中心变为防御目的，大同成为京师右辅，战略地位加重。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建立镇守制度，《明太宗实录》中有记载“庚辰，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4](卷18，P319)第二年(1404年)，镇守权力扩大，到永乐七年(1409年)，“大同镇守总兵官一员，永乐七年置，佩征西将军印，驻镇城，专总兵事。”[5](第596册，P481)后征西前将军成为定制。而除了设置了镇守总兵官作为最高长官，镇以下还分为四道，管辖九路，堡是最低一级的防御单位，这样各级军事防御单位所驻的城池按级别就可以分为镇一路一卫一所一堡，而不同级别的城池会有不同的规模以及防御工事的等级，这样就形成了大同的立体防御体系。堡内驻扎军队守卫，在此守卫的军士有修筑工事和营地、有警御敌及无警屯田、巡逻防备等功能。 2.洪熙，宣德年间大同地区三道防线的设立
到了洪熙、宣德时期，明朝致力于内治，对北方少数民族多采取安抚和防御政策，改变了永乐时期讨伐蒙古，对外扩展的外向战略，转变为划地为守的内向战略，进一步对一些比较难守的地区予以舍弃。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以开平难守为理由，舍弃了大宁、东胜、兴和，将开平内迁于独石。“至是，本还上所议，请以兵护送开平卫所印信及军士家属，置于独石等城堡，且屯且守，专以马步精兵二千分为二班，令都督冯兴总之。二，…其山海、怀来卫留守开平官军，悉令还本卫。”[6](卷67，P1574)开平卫，东胜卫的内迁北边防线大为南移，致使大同直接暴露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明初的长城北部东西防御体系逐渐演变成为九边的分地御守。
而作为九边之一的大同地处北边防线，北据阴山，南控恒山，锁扼内外长城，位于晋、冀、蒙的交通要道，多数北敌入侵都从大同突入，这也是明蒙之间的主要战争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大同的防务压力增大，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通过明初的建设，整个大同地区形成了西北、北和东，南四个方向三道防线：
西北方向，主要由平虏卫、玉林卫、云川卫、宣德卫、井坪所为点，由双沟墩、三山墩、迎恩堡、将军会堡等堡寨墩台联系而成的第一道防线，主要防御对象为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
正北方向，这一地区群山密布，是蒙古部落通往大同的入口处，在大同镇城两翼分布的诸多卫所连构而成，主要有大同左、右、前、后四卫，以及天城卫跟阳和卫，以此作为防御蒙古的第二道防线;
东、南方向，向东，是通往京师的入口处，设置了蔚州卫，以屏蔽京师。向南，则是通往山西腹里地区的入口，设置了朔州卫。这是阻止蒙古势力东侵京师，南掠内地的第三道防线。
3.永乐到成化年间边境防御设施的继续修整和新建
这一时期，在调整都司卫所等边防体制中的组织架构的同时，对于边境防御设施的修缮和维护也没有停止，同时大同镇长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修建。
首先，对旧有防御设施的修整。永乐年间对于内地一些重要的城堡也进行了修缮，加强防御能力，如：“永乐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修山西大同等卫缘边城堡”。[7](P54)针对蒙古骑兵作战特点还修筑了东西两路烟墩近百座，每个烟墩高约五丈，外面开壕堑吊桥，周围设有围墙，设置守备军士3人，这样弥补了洪武时期边防建设的不足，加大了边防一线和纵深地区的联系。到了洪熙、宣德、正统朝主要是修葺洪武和永乐时期旧有的城堡、墩台和墙体，如：“洪熙元年八月初八日，镇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修完山西应州、浑源州城垣。”[7](P67) “正统十年八月初一日，命瓷天城、阳和、大同左、右卫土城，以临边故也”，“正统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同左参将石亨奏请修理大同城……从之。”[7](P181)同时为了加强卫、镇的防御能力，还在外围修筑城堡，而在己有的城堡之间还设立声势相连的城堡用来协同作战能力。
其次，大同镇长城的新建。大同镇长城的新建起始于永乐年间。明成祖下令新修长城，“自宣府逸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一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2](卷91，P2236)景泰成化年间也都有修筑。《大同县志》中记载，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部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时，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关接界去处止，东西地远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据，应调集中、西二路征操马步官军并屯种宦舍余人等做与墩样，从中路起随小边故址，每二里立墩台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做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许”。[8](卷6，P125)《明史・余子俊列传》也有记载，余子俊在向朝廷请修宣大边墙时，说：“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裹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2](卷178，P4738)
第三，是对大同周边山口关隘的修建，大同本身属于盆地地形，地势险要，周边有崇山峻岭围绕，修建军事设施有十分的必要，洪武六年“诏山西都司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等州县山谷冲要之处，凡七十有三，俱设戍兵以防胡寇”。[7](P9)永乐时期在洪武朝基础上继续修缮，将能够通行人马的山口堵塞，筑城并派驻军扼守，提出“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4](卷131，P1616)洪熙、宣德、正统时期的北部边界位置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这一时期修筑的山口、关隘主要还是对前期设施进行巩固和维修。
三、嘉靖年间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继续发展和最终形成
进入嘉靖年间之后，虽然以河套为基地的鞑靼各部的逐渐衰落，大同地区边防体系在中西部的压力相对减轻，但是伴随着大青山以南地区俺答汗的强盛，明王朝在大同地区的防御重点也由大同以西地区转移到了大同以东和以北地区。这一时期大同地区防御体系中的的组织架构也就是卫所体制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统治者致力于不断的修筑各种防御措施来抵挡已经成为大患的土默特部。
嘉靖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大同修筑聚落、高山二堡成”，[7](P784)标志着大同边防修建回归正轨。
嘉靖十八年(1539年)，宣大总督毛伯温和大同巡抚史道力排众议，首先完成了因发生兵变而中断修筑的镇边、镇川、弘赐、镇虏、镇河等五堡的修筑(即内五堡)，并增设大同北路分守参将一员，募兵三千人作为该地区的基本守备力量。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翟鹏任宣大总督，主要开始修筑城。二十三年，“总督宣大尚书翟鹏上大同增筑墩堡、修浚墙壕功，并请于破虏、灭虏、威虏、宁虏、杀胡、拒胡、威胡、迎恩八大堡各设守备官一人，靖虏、破胡、残胡、败胡、阻胡、灭胡六小堡各设操守一人，各隶属本路参将”。[7](P824)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詹荣以大同无险，乃筑东路边墙百三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8](卷6，P121)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翁万达及都御史詹荣、总兵周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成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又曰：‘自阳和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三月令通筑长城，补故并刃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8](卷6，P126)这样，经过毛伯温、翟鹏、翁万达等历任宣大总督以及大批文臣武将的共同努力，又先后在大同以北地区增筑拒墙等五堡(即外五堡)和大同以东阳和、天城等处直至宣府以西地区的边墙近200华里以及一批屯堡。
到嘉靖末年，整个大同地区边防体系己经形成了一个以镇城为核心，以周围各州县及卫所城池为羽翼，拥有上千座屯堡和一千多华里的边墙以及数千座墩台的完整的北部边防重镇。整个大同地区的防御体系也得以基本确立。
在“隆庆合议”之后，明蒙关系逐渐缓和，明政府的主要威胁也由北方的蒙古部族转向崛起于东北部的女真。大同地区的防御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而本来就财政紧张的明朝中央政府自然也没有再花费大气力来重整该地区的防御体系。整个明朝后期，也没有再对大同地区的军事防御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新部署或者调整，基本上延续了这一防御格局，直到明朝灭亡。
参考文献：
[1](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清)张廷玉.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明太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